独家深度:刘慈欣的硬科幻,硬在哪里?

十五言 2018-06-18 08:09:11

引 言

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和其他各类幻想小说一样,通过构建与现实世界相疏离的幻想世界产生艺术美感。虽然科幻小说的特色在于其中采用了一些科学技术的元素,并常常以此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和启发深层思考的关键,但是科幻小说本身并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的义务。


在中国大陆,由于历史原因,科幻小说长期被作为科普文艺的一个亚类。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新思潮涌动,一些科幻小说作者开始回归纯文学的尝试之后,他们所创作的科幻小说遭到了严厉批评,并最终导致了来自官方的压制 。因此,在中国科幻文学经此磨难30年才终于“再出发”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对中国科幻作品进行批评似乎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如果从非历史主义(non-historicism)视角来看的话,既然科幻小说中具有科技元素,那么,从科技哲学(而非科学传播)的角度对科幻小说进行批评,不仅是科幻小说所独有的批评方式,有助于深入揭示科幻小说的特色及与其他幻想小说的差异,而且可以为科幻文学理论开辟新的维度,为科幻小说的审美增添更丰富的内涵。因此,从科技哲学进路(approach from philosophy of science & technology)对科幻小说进行批评,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甚至可以视为科幻小说批评中不可或缺的方式。


这一批评进路,对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来说显得更为合适。刘慈欣的小说以“硬科幻”著称,科技元素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刘慈欣小说的独特美感。更重要的是,刘慈欣本人也多次主动表达了他的创作就是要表现科技的力量。他说过“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并且批评“目前中国科幻作家大多数是持有科学悲观主义的,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抱有怀疑”,甚至感叹“怎么可以所有的科幻作品,98%以上都是反科学的呢?这太不合常理” 。不仅如此,在其他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有意无意保持和科学传播的距离的同时,刘慈欣却主动对科学传播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美国科学传播作家格林(Brian Greene)的《隐藏的现实:平行宇宙是什么》(The Hidden Reality: Parallel Universes and the Deep Laws of the Cosmos)中译版的序言中,刘慈欣认为“相对于有着明确现实意义的应用科学和技术,每个人更应该了解的却是最基础的科学理论,以及其最前沿的进展,因为这是人类眼中宇宙和大自然的最新图景” ,这等于是给科学传播提出了规范。考虑到这些背景,如果对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批评中缺乏科技哲学进路,无论对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审美分析,还是对于“新生代”科幻作家思想的社会背景研究来说,都将是巨大的缺憾。


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特征与区别

尽管从20世纪开始,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以致在汉语中,“科技”这样的并称极为常见,成为政府文件、学术文章和日常用语中都频繁使用的熟词。但是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本非同源。按照一般的理解,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创造人工自然的行为、知识和产物的统称。按照笔者从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范式出发所做的理解,技术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开展竞争的一切行为手段(包括作用于自然界的“自然技术”和作用于他人和群体的“社会技术”)的统称;作为具有可传播性的指导技术行为的知识,以及技术行为的产物,则可称为“文化”。无论什么样的定义,都不可否认技术的关键在于“做”(to do),也就是行为。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衡量技术优劣的一大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更有效率地达到预先的目的。


科学则不同。广义的科学可以理解为人类一切族群所具备的有关客观世界的成体系的知识,较为狭义的科学则是以由古希腊人建立、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人所弘扬的数理逻辑体系所组织起来的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的定义中也可以包括为了获得这些知识所采取的探索研究行为,但无论什么样的定义,都不可否认科学的关键在于“知”(to know),也就是知识。衡量科学优劣的一大标准,在于是否能够把知识组织为更合理的体系。


科学和技术的这种本质差别,导致人们对好科学和好技术的追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好的科学不一定能指导更有效率的技术行为,而好的技术也不一定能产出更合理的知识体系。这个现象在科技史上是昭然可见的。人类最早的科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这种最早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认为源于技术,而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指导技术。但是,这种原始科学又具有很强的泛灵论(animism)色彩,在赖此构建知识体系的同时,也与宗教保持了密切关系,从而体现了它脱离技术的一面。与此同时,很多技术却无法用系统性的知识来概括,而只能通过具体的操作指导和个人的默会来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播。


这种原始科学在世界多数文明中都保持了下来,唯独在古希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古希腊哲人摒弃了原始科学中的泛灵论色彩,用严格的数理逻辑体系组织科学知识,从而奠定了现代数理科学的逻辑基础。然而与此同时,古希腊哲人也几乎剥离了科学指导技术的实用性,而和其他许多古代文明的文士阶层一样鄙视直接从事技术活动的工匠。在柏拉图等人看来,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纯粹的理想,因而天然具有崇高和神圣感,这等于是用一种更强烈的信仰替换了一般希腊人的泛灵论信仰。因此,古希腊科学是历史上离技术最远的科学,可以视为是科学思维的极端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数理科学,并逐渐将其改造为现代数理科学,通过强调实验方法而恢复了科学理论的实用性。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数理科学仍然和技术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典型的例子就是飞机的发明,莱特兄弟完全不懂在19世纪已经初步发展起来的流体力学,但仍然成功发明了飞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数理科学和技术才真正紧密结合到了一起。


尽管如此,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在今天二者仍然还会在一些场合之下发生冲突。典型例子就是在国防领域的冲突。国防技术要求坚决保证本国不遭受敌人的任何毁灭性打击,也即国防思维不允许任何漏警(把真实存在的威胁视为不存在,在统计学上叫第二类错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目的。然而,根据统计学原理,在同等条件下,漏警率降低,虚警(把不存在的威胁视为存在,在统计学上叫第一类错误)率就会提高。这迫使国防思维相对来说并不在乎虚警。国防思维的这种特点,代表了技术思维的最极端形式。相比之下,科学思维通常同等看待漏警和虚警,对漏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虚警也没有那么高的容忍性。


作为技术思维最极端形式的国防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这种差异,导致国防部门对于违反较为充分确立的科学定律的一些“技术”并没有很强的排斥性,而且越是国防问题严峻的时候,国防部门对这些“技术”就越有开放性。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就曾经资助了意念控物之类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其目的很简单:即使只有非常微小的可能性比苏联先找到可以通过意念使导弹、卫星改道或坠毁的人,也是值得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专门针对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资助才最终停止,并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后成为美国社会上的笑谈。


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上也掀起了“特异功能”热,之后又是“气功”热,这些热潮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也完全是包括钱学森和多名军队高官在内的体制内战略人员主动推广的结果。再如当前的主流科学界认为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俗称“转基因食品”)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从19世纪以来建立的消化生理学定律已经充分表明,只要一种蛋白质的组分没有特异之处,又没有即时的毒性和过敏性,而且可以被消化,那么这种蛋白质在消化系统中就一定会被分解为氨基酸和小分子肽,从而丧失其原先的特异性。但是,在国防界看来,不管基因修饰作物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是多么小,一旦真实存在,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把基因修饰作物作为主粮的情况下),因此在目前坚决不能允许主粮转基因化,有的人甚至反对一切基因修饰食品上市。


因此,如果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要同时在他的作品中展现科学和技术的力量,那么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之间的这种张力就一定会在他的作品中以或明显或隐晦的方式体现出来。事实证明,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就存在着这样的张力,有时是篇与篇之间的张力,有时则是篇内的张力。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技术面貌和篇间张力

在刘慈欣的作品(特别是早年的作品)中,有一些可以认为主要体现了科学主义思想。其中的代表作自然是《朝闻道》。《朝闻道》塑造了一个对科学的迷恋远胜过人间亲情的科学狂人式的物理学家丁仪,他和与他类似的其他物理学家建造的用来探索更深层的物理定律的加速器因为将引发宇宙的真空衰变(对全宇宙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灾难),而被早已获知这一后果的外星文明中的“排险者”所摧毁。“排险者”拒绝向地球文明透露宇宙大统一模型,引发了一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哀叹:“在一个不可知的宇宙里,我的心脏懒得跳动了。”最终,“排险者”满足了由丁仪提出、地球上其他的顶级学者响应的愿望——让他们了解现在还不知道的科学真理,然后把他们杀死。小说借“排险者”之口,表达了赤裸裸的科学主义宣言:


最后,当生存问题完全解决,当爱情因个体的异化和融和而消失,当艺术因过分的精致和晦涩而最终死亡,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便成为文明存在的惟一寄托……


这勾勒了刘慈欣小说中所谓“科学”的根本面貌——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的美感,这种终极的美感既崇高又神圣,竟至于其他的美感在它面前可以视为不存在,连生命的价值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这实际上就是古希腊科学的翻版,而且更为突出了古希腊科学中的信仰部分,把它当成了科学思维的本质特征。因此,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是比古希腊科学更为极端的科学形式,实际上已经等于宗教。


《乡村教师》同样是刘慈欣的一篇经典的科学主义小说。在中国山村中,一位乡村教师临死前教给学生的牛顿三定律知识,竟然在银河系中碳基和硅基两大类外星文明的战争中起到了正确评估地球文明等级、从而拯救了地球文明的关键作用。表面上看,这似乎体现了科学的实用性,然而这种实用性的本质来源于科学可以让一个宇宙文明不断“升级”的事实,而文明为什么要不断升级?原因仍然要归于那种对终极美的追求,对“精神上走出家门”的追求。因此,这里的科学同样表现为最极端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朝闻道》中的外星文明虽然无情地杀死了追求“朝闻道”的学者,但是它们对于地球文明却满怀慈爱之心,并且相信全宇宙中的文明最终仍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像之前冒死发现了宇宙大统一模型、以引力波方式把相关科学知识遗留给后世的上一代宇宙文明一样,同样去冒死发现更高级别的物理定律,并尽可能把这些知识遗留给后世。同样,《乡村教师》中的外星文明在发动星际战争的时候虽然摧毁了大量有生命的行星系统,但对于科学水平达到一定级别的文明来说,却一样满怀慈爱之心,甚至充满赞叹之心。也就是说,对于宇宙终极美的追求竟然可以使全宇宙的文明“团结成兄弟”,这显然也只有类似宗教的信仰才能做到。我们甚至可以说,出于艺术表现力的需求,《朝闻道》和《乡村教师》中敬畏科学的外星文明必须呈现出博爱的品格,否则就无法充分体现科学的这种宗教性质。


刘慈欣的另一些作品则可以认为主要体现了极端的技术思维,也即国防思维。这种国防思维最为全面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三体》系列(特别是第二部《黑暗森林》)中。事实上,《三体》系列和刘慈欣其他许多战争题材(如《吞食者》、《白垩纪往事》等)的科幻小说本身就是对大国政治博弈的隐喻,完全可以称之为“国防科幻”。通过精心设计的细节,《三体》系列传达了以下三条应对外星文明的重要方法论:


1. 永远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敌人。“黑暗森林”法则本身就是这一信条的体现。此外,在《黑暗森林》中,“三体”人发射的武器几乎摧毁了地球文明的整个太空舰队,但来自21世纪的章北海却率领几艘飞船死里逃生,靠的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培养的基于这一信条的直觉。


2. 任何应对方案,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低,都值得一试。“面壁计划”就是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应对方案,在实施之后没多久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其中两位“面壁者”的先后失败似乎更突现了这一方案的不可行性。然而最终恰恰是其中最不被看好的“面壁者”罗辑以绝无仅有的方式暂时拯救了地球文明。


3. 大众的道德在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无效。包括罗辑在内的三位“面壁者”都采用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思路来试图威慑“三体”文明,其中一位(委内瑞拉总统)甚至因此被原先爱戴他的国民群殴至死。然而最终暂时拯救地球文明的恰恰就是这一思路。


显然,这三条方法论都是国防思维——也就是技术思维的最极端形式的体现。


在《三体》系列、《吞食者》等描写地球文明和外星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国防科幻”里,外星文明已经不再是《朝闻道》、《乡村教师》里面那种虽然小有残忍、但是总体慈悲为怀的“主内兄弟姐妹”,而是根本的敌人。如果说《吞食者》中的恐龙文明因为和人类文明共同源出地球,因此作为恐龙文明代表的“大牙”对于人类文明还有些许同情之心的话,《三体》中的三体文明则是纯粹的、几臻极致的敌人。这样的角色设定,同样是出于艺术表现力的需求。


要之,在刘慈欣的科学主义小说和技术主义小说中,外星文明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科学主义小说让人感到宇宙中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和谐力量,而技术主义小说却让人感到宇宙中充满了令人绝望的阴暗力量,这样就形成了颇为有趣的篇间张力。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篇内科技哲学张力

上述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思想和极端的技术主义思想,在刘慈欣的一些小说中同时出现时,便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张力。


《地火》是刘慈欣的名篇,而它正是一篇以科学和技术的张力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关键因素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刘欣是一位应用科学家,提出了一整套地下汽化煤技术的方案。这个方案充满了崇高的动机,往小里说,是为了把一个夕阳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改变成千上万煤矿工人的命运,往大里说,则是为了体现人类不惧艰难积极探索的智慧力量,因而再次体现了刘慈欣小说中科学的典型面貌。但是,刘欣缺乏技术思维,缺乏对失控煤层燃烧这一严重事件的风险估计,因而与身为煤层灭火队队长、从小就对“地火”危害性深有体会的阿古力发生了冲突。此外,矿业局局长也因为不相信这一套技术的可实现性,眼前又面临着因煤矿财政困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而和刘欣发生了冲突。在这里,刘欣是科学的代表,而阿古力和局长则是技术的代表。


小说在先后引出刘欣与局长、刘欣与阿古力的冲突之后,故事情节即沿着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张力向下发展。起初,地下汽化煤试验进展顺利,仿佛科学占据了上风。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局长称赞刘欣、而阿古力率队疯狂搞地下灭火演习的时候,在读者的心目中,局长赞扬刘欣的成功,表明了技术对科学的屈服,但局长仍然以“任何一项新技术,不管看上去多成功,都有潜在的危险”为由,建议刘欣把“地火”灭掉。而阿古力教训刘欣的那句“对于地火,你还只是个孩子呢!”,则生生营造了一个比局长更极端的技术主义者的形象。


但就在这时,剧情急转直下。试验煤田之火果然引燃了主煤田,导致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环境和社会灾难。这时候,技术终于后来居上,占胜了科学。在这时候,局长和阿古力再次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阿古力以一句“刘博士,你此生很难赎清自己的罪了”表明了技术对科学的不宽恕,而局长却以“只干,别多想”这句刘氏小说典型的口号式警句表明了技术对科学的宽恕。然而,刘欣最终被地火所吞噬,标志着不宽恕战胜了宽恕,科学必需遭到严厉的惩罚。


不过,小说最后有一个光明的尾声。地下汽化煤技术最终还是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象征着科学和技术的和解,共同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是,在这场进步中,技术毫无疑问是主导,科学只有在技术的训诫之下才能发挥作用。


在《全频带阻塞干扰》 中,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之间的张力,也是小说情节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中国和北约的战争中,中方的十号首长是最高指挥官之一,代表着技术,而他的儿子庄宇则沉浸于恒星天文学研究,代表着科学。在第五章中,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引入了父子的冲突——父亲主持的一次军事演习花掉了3亿元资金,庄宇因而感慨自己的研究项目虽然只须35万元经费却迟迟批不下来。父亲的一句话代表了技术的观点:


事实上,我的事业是你的事业的基础和保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武装力量保证它的和平的话,像你从事的这种纯基础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


而儿子的话也明显代表了科学的观点:


如果人们都像我们这样,用全部的生命去探索宇宙的话,他们就能领略到宇宙的美,它的宏大和深远后面的美,而一个对宇宙和自然的内在美有深刻感觉的人,是不会去进行战争的。


但是,比《地火》复杂的是,在庄宇身上同时又体现了技术的一面。对此,小说在描述了庄宇面对演习中的激烈场面面无惧色之后,先用十号首长一句隐喻性的话做了提示:“儿子,你的身上到底流着军人的血啊!”在与父亲部队中的电子战女专家林云结识并相恋之后,庄宇指出电子战所依赖的电磁波是不可靠的,很容易遭到干扰,而正是这一提醒启发了林云转向电磁干扰研究。


战争开始后,十号首长和庄宇的冲突再次爆发。庄宇作为他就读的大学中唯一一名反战分子,因自己公开的言论被其他学生围殴,十号因此严厉教训庄宇“以后绝不许出现类似的言行”。很快,庄宇的恋人林云战亡,象征着科学的行将失败。在小说最后,原本反战的庄宇终于“大彻大悟”,通过驾驶纯粹用于天文观测的宇宙飞船撞向太阳的自杀式行为,激发了连续数日强烈的全频带阻塞干扰,使中国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以死亡的代价换来的“和解”,实际上是庄宇身上技术的一面全面胜过科学的一面的结果,因此,小说虽然也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却并不是由科学和技术的和解带来的。与此相反,中国军队激昂的凯歌声同时恰恰是科学的丧歌,标志着科学与技术的对抗中的惨败。


在上述两篇小说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张力起到了重要的艺术表现作用,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但是,刘慈欣并没有把这种张力用到其他的小说中,从而使其他小说失去了利用这种手段显现更深层次思想内涵的机会。特别地,如果说像《朝闻道》、《吞食者》之类中短篇因为篇幅限制,难以引入过多的张力的话,在《三体》系列这部煌煌90万字、最典型地展现了国防思维的巨著中,作者仍然未能把科学和技术的张力引入其中,就显得比较可惜了。


以作为《三体》三部曲中承前启后的枢轴之作《黑暗森林》为例,这一部塑造了两个鲜明地代表了国防思维的角色——章北海和罗辑。无论是章北海的直觉预警,还是罗辑的“面壁”生涯,都是那么充满了传奇性和正确性——比如,从四位“面壁者”亮相完毕的那一刻起,读者们就能猜到最终完成伟大使命的人肯定是罗辑,结局既定,故事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罗辑具体如何成功,而另外三个人又如何失败而已。与此同时,小说中又刻意营造了英雄主义氛围,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国防思维对漏警严防死守、“凡事左三分”的优点,从而增强了对文明之间的竞争残酷无情的本质的渲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小说没有反映国防思维还有虚警率高的弱点,没有像《地火》那样安排一条科学和技术相冲突、最后在技术的主导下相和解的线索,这就使得国防思维最终的胜利(注意,和《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科学的失败不等同于庄宇的失败一样,《黑暗森林》中国防思维的胜利也不等同于地球文明的胜利)来得不免简单、明确地一些,而缺少了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完善、最终取得胜利的曲折性。如果考虑到《三体》系列中对“爱心”、“责任”和“环保”这样的大众道德都展现出了其双面性,对重点表达的国防思维却没有充分展现出其双面性,这就使《三体》系列的篇幅虽然浩大,但在思想深度上却仍然显得苍白。


余论:刘慈欣思想中的科技哲学张力

上面是对刘慈欣科幻创作中的科技哲学张力的分析。如果让我们越出小说本身的内容,去探讨刘慈欣本人的思想,会发现其中一样具有类似的科技哲学张力。


实际上,刘慈欣小说中那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思维基本上就是他本人的真实所想。他有一篇谈论科学精神的随笔,主标题就叫做《SF教》,其中虽然建议科幻作家应该对“宇宙的宏大神秘”怀有“深深的敬畏感”,但同时也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同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宗教感情有关” 。而正如前文所述,刘慈欣并不掩饰自己是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而且真诚地相信,因为文明的发展不可停止,所以人类绝不可能让自己困守在地球之上,一定要迈出“摇篮”,飞向宇宙 。为了文明的存续,人类应该“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应该“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因此,无论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还是极端的技术主义(国防思维),的确都是刘慈欣本人的真实想法。


当然,刘慈欣本人对未来是乐观的,虽然他写了很多类似《三体》系列这样的展现宇宙黑暗一面的作品,但是其目的在于“使人类对未来可能的灾难有一种戒心和免疫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尽量杜绝一切漏警的国防思维的指导下,为人类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天国”般的理想社会。刘慈欣甚至呼吁,“中国的科幻作者们应该开始描写美好的未来,……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科学的乌托邦三部曲”,因为他认为“这个使命可能只能由中国人完成,因为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乐观的文化!”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很多读者注意到刘慈欣的作品“有一个从乐观到悲观的演变”,并纷纷猜测刘慈欣本人的思想是不是也像凡尔纳那样有相应的转变的时候,刘慈欣的回答非常干脆:“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是表现手法的需要。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


关于刘慈欣的这种思想和他本人生平和成长的社会背景之联系,这应该是以后的中国科幻史编撰者要探讨的内容,本文不予讨论。唯一想指出的一点是,既然科学和技术一样是实现天国的必由之路,那么当正常的科学(包括应用科学)也受到极端的国防思维的狙击的时候,技术主义者理应严肃面对这种张力,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在《三体》第一部中就出现了如下的诋毁转基因技术的文字:


(潘寒)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成功地预言了长期食用转基因农产品造成的后代遗传畸形,还预言了转基因作物可能造成的生态灾难。与那些空洞地危言耸听的学者不同,他的预言充满了具体的细节,且都一一精确兑现,其准确度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来自未来。


虽然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讲,这只是一种表现手法,但是我们似乎也很难否认,这可能还是显示了“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刘慈欣对生命科学的误解和敌视,从而用技术思维阻碍了他期待中的美好“天国”的可能的实现进路。倘这个猜测不错的话,至少在写作《三体》第一部的时候,刘慈欣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仍旧对共产主义抱有憧憬的工程师一样,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思想中的科技哲学张力。


特邀撰稿人:刘夙

卜居上海的北方人,理科背景的文科生,从事写作的工程师。最喜欢做的事,是一起分享生物学文化和城市文化,直到未来。

作者往期文章推荐

竹子,点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植物 | 博物馆

警帽上的植物与情感:凛冽,祥瑞,与和平丨博物馆



喜欢文章的,快快长按识别二维码打赏作者吧!

戳“阅读原文”,有作者更多文章~




关于十五言

原创写作者的聚集地,让知识更有文艺范儿。我们爱美好、怪异或独特的东西,爱推敲细节,历史,道理,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欢迎一切拥有同样爱好的人,用文字记录下思想的印迹。


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长按关注,畅读知识的文艺范儿。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