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李学勤先生

墨香中华 2018-06-15 0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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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


李学勤先生


每堂  敬辑


前言:


   在群星璀璨的当代学界,李学勤先生以少年成才、博学多识、研究领域广、成就突出而闻名。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玉器、战国文字、先秦史、思想史、域外汉学、文物鉴定等领域都有卓越成就。


甲骨文方面,17岁时李学勤就已经对甲骨文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具备甲骨缀合能力,20岁完成了著作《殷虚文字缀合》;25岁,提出殷墟非王卜辞学说;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战国文字方面,李学勤作为该领域的奠基者之一,23岁就已经有论文发表。在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上,提出文化圈的设想。在当代学术史上,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已不是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而是在多个学科领域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成就;他具有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他的影响力同样是国际性的。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精细化的当下,他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因而被誉为当代最具有资格称作大师的学者。


   迄今为止,李学勤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一些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只要简单翻阅一下他的论著目录,你就会震惊于他学术成果的辉煌。阅读他的论文,你会感受到一种严谨、质朴、求新而谦逊的力量;在一种探索真知的理性规约下,他的语言简约而绝少废话,足以补救当下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浮华文风。


   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惊人成就的取得者竟然身兼数职,而且长期担任行政职位,很大一部分时间为繁琐公务与应酬所分割。


   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著名历史学家,还有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大学只读了一年,他常常谦称自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人。


少年书痴

1933年3月,李学勤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1933年至1949年,是李学勤人生最初的17年,也是人生教育最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与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北京的情形更是波诡云谲,各种思潮、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角逐。这不是一个有利于成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复杂境遇下,李学勤走上了治学与甲骨文科研之路。


生逢乱世的李学勤天资颖慧,自幼热爱知识,富于探索精神,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劲头。他说:“我不喜欢玩,我的一生里面,到今天为止,没有滑过滑梯、玩跷跷板、跳绳,什么也不会,在家里也没人教我。”当别的孩子聚在一起嘻嘻哈哈打闹玩耍的时候,他却总是躲在僻静处抱着书本一看就是大半天。对于他来说,书籍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不仅是儿童读物他喜欢看,大人的书籍他也爱看。



还在七八岁时,他就迷上了《科学画报》杂志,新出的杂志期期必看。以前出版的杂志他就四处逛书店、旧书市寻觅。朋友们知道了,也帮他凑,终于凑齐了所有期数。其中最难找到的是创刊号,他找了好几年都没有结果。后来还是东安市场一个摆书摊的找到后无偿给了他。到上中学时,家中的《科学画报》摞在一起,就有一米来高,快赶上他的个头了。这个杂志他总是爱不释手,每页都看,即使是常人看来最没有趣味的栏目比如《植病丛谈》,他也不跳过。《科学画报》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杂志,在少年李学勤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一次拔乳牙,他吓得直哭,父亲就哄着说给他买《科学画报》,他一下子就忍住了疼痛,不吱声了。他说:“我对自然科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从那上面来的,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显然,除了知识的获得、视野的开拓以外,《科学画报》还训练了大脑,形成理性思维习惯,同时激发并强化了李学勤对事物的探究精神。这种影响是常规学校教育所难以企及的。对《科学画报》当时的编辑卢于道先生及其夫人卢邵容,他深怀感激之情。卢邵容翻译的科幻小说《庞大的智星》,他当时也很喜爱。


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他和同桌邵燕祥一同逛书店。邵燕祥买了一本作文书,他却买了本关于如何养殖兔子的书。后来邵燕祥成为著名诗人,而他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这一次买书经历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惬意的回忆,成为他日后经常谈起的话题。


与书籍阅读相关的是逛书店与图书交易。那时他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离金鱼胡同的东安市场不远。市场里书店集中在西部丹桂商场,里面有古旧书店,“洋书店”(中原书店),也有许多书摊,不过价钱一般比较贵。丹桂商场东侧有一条狭窄的胡同,书摊星罗棋布,那里的书价要便宜些。另外市场东部,靠近杂耍场和润明楼饭庄的二、三道街,也有零星书摊。这些地方都是少年李学勤常来之地。此外他还到旧书交易中心隆福寺街和琉璃厂,这就距离他家比较远了。他每次去琉璃厂,都是从坐落于西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开始,逐处浏览,直穿过东琉璃厂,到杨梅竹斜街的中华书局。那时,北京市公共交通不便,他自己又不愿意花钱在路费上,由东城步行去琉璃厂的辛苦可想而知。当时李先生家也不算富裕,买新出版的图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经常的情况是逛新书店看书目,到旧书店买书看。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购书豪举,那是购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丛书》中李书华先生的《科学概论》。为了看书,他还时不时地将阅读过的图书卖掉。时间久了,连书店、书摊的主人都认识他,称他为“李学生”。


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上中学时,英国哲学家培根、巴克莱、罗素,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著作(他说他看不懂),虽然今人看来十分艰涩,是专门研究人员才阅读的书籍,而李学勤当时却都已经相当熟悉。书籍将他带入一个广阔的心灵天地,他沉浸于其中,享受着人类文明的带来的欢欣与喜悦。


大家知道,李学勤先生是国际汉学研究领域专家,外语能力很强。这种能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在中小学期间广泛读书期间形成的。当时他常看纸皮袖珍本的英文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第一部袖珍本小说《失去地平线》,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情节。日本人松本龟太郎编写了一本教材,叫作《日语肯綮大全》,是中国留学生学日语用书。书上有胡适先生的题辞:“学得一门外国语,好像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多次向人推荐这本书,还把自己的珍藏本送人,连最漂亮的一册精装本也送掉了。他苦笑着说,如今家里头的这一本,是他买过的装帧最差的一本。



除了读书、逛书店之外,少年李学勤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那就是符号,尤其是复杂难懂具有挑战性的符号。他说:“我从小就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符号,各种各样的符号我都喜欢,尤其是那些看不懂的符号。”有一次,他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像一个皮夹,用质地优良的羊皮包着,书里面全是不认识的符号,——这实际上是本英文小说,只是把英文26个字母用打字机键盘上的符号(如@、#、&)代替了。他如获至宝,在书包里搁了很长时间。


由于李学勤少年时代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所以今天大家一般都以为他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其实不然,当时学校的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还一度担任过中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古语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时代风会的顺逆同个人成才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正比例关系,顺境固然有利于成长,逆境却也能造就人才。无法选择社会际遇的个体,只要能勇于探索、自强不息,自然会有一番作为,挥写出人生的华丽篇章。这是李学勤青少年经历给人的启示。对于他来说,常规教育的不能进行,使他正常的教育受到影响;教育秩序破坏的同时,却给予他难得的特殊的宝贵时间:这便是历史境遇的耐人寻味的地方。不过,幸运只赐予那些有准备的人。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与读书生涯不仅使他拥有广博的学识,而且形成了李学勤热爱知识、勇于探求真理的优秀品质,为他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论述科学态度时,李学勤说:“科学家的态度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应该有一种无尽无休的好奇心,这样对他的学科有深厚的兴趣。这个兴趣的特点是好奇,就是要不断地揭示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一种追求创新的精神。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大家一般都知道做科学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李学勤是幸运的,他从小就具备了科学的态度与科学家的素养。


二三十岁,已是硕果累累

1951年,18岁的李学勤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那里,他度过了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涯,就成为一名专业的甲骨文研究者。不过,单就考大学来说,期间也是经历了几个波折,富于传奇色彩。


李学勤的父亲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那个时候,对于谋生来说,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从他小时候起,父母就希望李学勤将来能成为一名医生。那时候有一个信仰,认为脑外科医生是最高级医生;协和医学院有一个大夫,叫关颂韬,是世界上第七个能开颅的医生。家里人很希望他也能成为关颂韬那样的人。可李学勤一方面觉得自己手指不太灵活,不适合做外科医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念中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理科,对于医学兴趣不高。



1948年,李学勤从汇文中学初中毕业后,当年夏天便报考了“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这是一所全国闻名的学校,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学校毕业相当于大学专科,学期为五、六年,而且学校还提供食宿,是一所很不容易考中的学校。终于等到成绩公布了,他是电机系第一名。可是在入学体检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体检结果显示他患有肺病,“两肺尖部浸润性肺结核二期”。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因为那时没有什么特效药,不是上得了学上不了学的问题,而是保得住保不住生命的问题。得了这种病是活不了的,很危险的,这真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也没想是怎么回事,遭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又到其他医院检查,身体健康。再到学校体检单位北平市防痨协会去问,结果发现竟然是他们在体检时将x光片子拿错了。因为是榜首,学校后来也来找过他,他却没有去,选择了读高中。误诊虽然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却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李先生笑着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个意外,我可能已经学了工科,成为厂长之类的人了。”


选择清华大学哲学系似乎也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一次,他读到了金岳霖先生的著作《逻辑》,这是当时中国大学的逻辑教材,而金岳霖先生是国内系统介绍数理逻辑学科的第一人。书中有一章叫作“介绍一个逻辑系统”,就是介绍数理逻辑基本知识。翻开书本一看,全是不认识的符号。李学勤马上就来了兴趣,对数理逻辑着了迷,一心想学习。那时他只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多想,有位老师告诉他“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他就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逻辑学,并顺利考中了。那年开学比较晚,大约是1951年10月份入的学。不难想象,考上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内心是多么激动。有一次在课堂上金先生说李学勤有哲学素质,他听了面红耳赤,不过他觉得这是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夸奖。


一心想研究数理逻辑的李学勤考入了理想的大学,遇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导师,而这个导师对自己也是呵护有加,然而他却走向了另外一个学术领域——甲骨文,一个他毕生精力奉献于其中的天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时发生在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深深地影响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影响到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他是1951年10月份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次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后的清华大学没有了文科,而且也没有了理科,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文科理科的教师都调走了,哲学系的人员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而且不但清华的哲学系到北大,全国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当时全国就保留一个哲学系,就是北大哲学系,金岳霖先生任系主任。按照常理,李学勤应该和同学们一起到北大哲学系去。当时他的一个箱子还被同学搬到北大去了,但李先生却没有在北京大学注册,相反他却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殷虚文字缀合》研究工作。


研究竹简

原来李学勤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专门的甲骨文研究工作,成为甲骨缀合工作的一个成员,他的工作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使他能够以一位大学生的身份到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参加工作,而不是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读书。


事情还得从他中学时期的自学甲骨文说起。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他17岁,甲骨文引发了他的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甲骨文是另一类符号,也像逻辑符号一样,非常难懂,令他着迷。他说:“我小时候读书有个特点,越看不懂就越有兴趣,也就越喜欢,数理逻辑是这样,甲骨文也是这样。”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面的先人的思维,深深吸引着他。那时候,甲骨文的书很贵,他就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北图的馆门、存衣处、目录柜,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的亲切。那段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的生涯,直到1952年才告结束。”在那里,他结识了图书馆中负责金石资料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帮助下,他不仅看到已编目的图书,还有机会看到不少图书馆中特藏书籍、拓本,大大开拓了眼界,同时学习兴趣也从逻辑学转向了甲骨文。这样通过自学,李学勤进入了甲骨文这个让人生畏的领域。



当时,《殷虚文字乙编》出版,引发一场甲骨文研究的大争论。董作宾先生在该书序中提出,上世纪30年代第13次殷墟发掘发现的YH127坑甲骨一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创立了将殷墟甲骨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引发了学界对“文武丁卜辞”问题的讨论。国内的陈梦家先生和日本的贝茂树、伊藤道治先生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文武丁卜辞”实际上就是武丁时候的卜辞。这个讨论也引起了李学勤的兴趣。他就买了一部《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当时下辑尚未出版),并试图自己整理 YH127 坑甲骨,以便研究“文武丁卜辞”问题。整理中,他发现很多片可以拼起来,就开始缀合,尤其注意“文武丁卜辞”的缀合。陈梦家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虽然李学勤没有听过中文系的课,但是由于当时学生少,所以大家都知道李学勤在做甲骨的缀合工作。而李学勤更是认真地阅读了陈梦家的论辩文章。


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海的郭若愚先生也在做甲骨缀合工作。1952年,他将《殷虚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沫若先生将文稿转交考古研究所。当时经过院系调整,陈梦家先生从清华大学调到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陈梦家先生看后说:“这书需要再补充,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指曾毅公先生,是外国甲骨文学者明义士(James Menzes)在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助手,专门拼缀甲骨文,有专著《甲骨缀合编》。小的就是李学勤。就这样,考古研究所便借调曾毅公和李学勤过去参加甲骨缀合工作。于是,1952年,李学勤离开了清华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他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此李学勤正式开始研究古文字和古史。这一年,他19岁,大学一年级学习刚刚结束。

考古研究所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底结束,1955年正式出版。郑振铎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它“为研究甲骨刻辞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甲骨缀合工作完成后,考古研究所落实工作有一定难度,当时正好筹备历史研究所,他恰好有一个机会见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让他到历史研究所去工作。1953年底,他便到历史研究所报到。此后,他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助手,从事思想史研究,一去再也没有回到考古研究所。


可以说,上个世纪50年代是李学勤先生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一方面,他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绩;另一方面,思想史方面也成就不凡。


1954年,他才21岁,基本上完成了首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这是第一本系统利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材料来研究殷代地理的专门著作,论述了殷代中国(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殷王朝的疆域、当时中国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商王朝以外的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商王朝对外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之作。


这一时期,年轻的李学勤积极参与甲骨文“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大讨论,相继写出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等文章,对甲骨文做了更细的整理和划分,提出了自己对甲骨文分期的新观点,明确了“分类”和“断代”的区别,文中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同时,首次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一文中,他还首次确定了西周有字甲骨的存在,并断言“非殷代的有字甲骨”将来会有更多的发现。这些观点后来为考古发现所证明,成为甲骨学界的基本概念。


这一时期,李学勤还对战国文字、玺印、陶文、货币、简帛等做了综合研究,有《战国器物标年》《战国题铭概述》等文章问世,在王国维六国文字东土、西土两系说的基础上,提出齐、燕、三晋两周、楚、秦五系说,从而使战国文字研究逐渐成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1954年,李学勤成为侯外庐助手之后,从1954年到1965年,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国思想史。这个阶段,他执笔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元明)的部分章节,还参与了《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的编写。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如研究方以智等。



上个世纪50年代,是李学勤人生最为关键、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17岁,甲骨学入了门,不久进入专门研究,成为一名卓越的甲骨文研究专家;治学领域也不断拓展,从甲骨文扩展到战国文字,成为该领域的奠基者,研究对象由甲骨文拓展到青铜器、玉器、玺印、陶文、货币、简帛;并迅速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日渐成熟,走向人生的辉煌。

李学勤虽然未届30,却已是硕果累累,成果骄人。


华夏古文明的探索

1954年,李学勤做侯外庐先生助手以后,学术生涯上发生了一个不小的变化。一方面是治学领域发生了转向,开始进入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重视理论学习与运用。那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刚开始出版,每出一本,侯外庐就指导大家阅读。比如《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李学勤都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也读了多遍。为了准确理解原意,他不但读中译本,有时还要读原文。为了读原文,李学勤还特意自学德语。他说:“我这个人很重视理论,至少从思想上是很重视理论的,这一点和侯先生的要求是分不开的。研究文章要有一个理论观点,这个非常具体。比如说,你研究一件青铜器,青铜器上有花纹,有文字,你可以写一篇很大的文章。你研究落脚点是这个花纹、文字,但你整个的观点依靠不是这个,观点的依靠需要你有广阔的眼界,这就是理论的眼界。现在有些人研究了多少年甲骨文,可是他的水平就是提不高,因为他的工作没有一个归结点。只有把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理论水平上,才能达到这个归结点。”


50年代末尤其是1966年至1978年,社会的变化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李学勤先生也不例外。当时全国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了。李学勤便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切能找到的书籍。期间又自修俄语,对俄罗斯考古学界有了较多的了解,萌发了比较考古学的念头。1970年,他去“干校”。1971年,郭沫若要修改《中国史稿》第一册,就把他调回北京,但书稿修订工作也是难以进行。马王堆帛书发现以后,国家文物局就想把他调去,但由于搞运动不放人,一直到1975年初才正式过去,又回到了考古领域,整理新出土的竹简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秦简等。这是他的幸运,他又可以从事心爱的学术事业。1977年,他以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为契机,提出的“历组卜辞”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为后来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奠定了基础。


1978年,李学勤重新回到历史研究所,先后在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先秦史研究室直至担任所长,由此才专门从事先秦史研究。当时,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的观点,而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器、城市、文字等文明的重要因素在商代以前已有很长的过程。所以1981年,李学勤提出要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重新估价其高度,并且明确反对极端的疑古。1986年,在《对古书的反思》一文中深化了这种看法。1992年,在一个演讲中进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从而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做了一个回顾。



“走出疑古时代”是针对“疑古”时代而言的,是李学勤重估中华文明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疑古”时代指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19世纪末,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是一种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在胡适、顾颉刚等人推动下,形成疑古辨伪高潮。李学勤先生认为,现在是新时代,有大量考古新发现,可以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不能做到的,在这种新条件下,应该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摆脱一些旧的观点,以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即以甲骨文字为例,我们现在知道甲骨文字大约4000到5000之间,通过这个量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文字已有了很大发展,而这4000多个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朝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内,当时的字大概要在5000个以上。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这个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400年多一些,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


这个学术思想总结既是李学勤自己科研成果的结晶,也是他对中华文明认识深化的产物,更是理论自觉后的李学勤学术思想系统化之后的成果,而对华夏文明的探索成为他个人学术工作的终极关怀。


简帛以外,从器物上看,1975年至 1985年这十年,青铜器研究是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重点。他特别注意青铜器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的研究,研究青铜器分期时,强调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五个方面综合研究青铜器,提出青铜器分期断代的若干标尺、青铜器发展的两个高峰等。


70年代末开始,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等地,搜集和整理流散于海外的文物,编著《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四海寻珍》等,介绍境外博物馆及私人所藏甲骨和青铜器等文物。


为了深入研究华夏古文明,1992年,李学勤先生创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在国内较早地提出将国际汉学纳入研究领域,同时倡导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提出应从时间长度和区域广度研究早期华夏文明。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提出比较研究分为五个层次: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各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由此可见其弘阔的胸襟与理论视野。


1995年,李学勤受命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是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的年代学,研究目标是要给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尺度。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成为华夏古文明研究的最新标尺。



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简帛的出土,战国简重新成为李学勤研究的重点。


2008年,清华简从海外抢救回来后,李学勤主持整理工作,他提出计划要做十年左右。目前,他正全力做这个工作。


成功的奥妙

由于独特的治学经历,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理论的重视、科学的态度提升了他的研究品质。他是罕见的融会贯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从他的经历来看,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升学还是科研工作,人生的轨迹往往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最初想上“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却进入清华大学;一心想学逻辑学,却进入甲骨文;甲骨文研究锋芒毕露之时,又转入思想史……所幸,每一个人生拐点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最终构成一条瑰丽的人生。对于他来说,人生真是变化万千。对于我辈后生来说,很难想象当事人当下情境中的心态。当今社会,一般人稍有不顺遭际,总是低迷与心绪烦乱。而在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李学勤先生却是一路走来,走向辉煌。奥妙何在?


童年时期养成的科学态度与探索的精神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自小渴望知识、追求真理,越是难懂的事物越想探究


勤于自学。书本知识,接触的人,古人与当代,国内与国外,凡是能促进学问的、他认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他都学习。他说:“我这个人对老先生,我能见到的前辈,我很尊重他们,而且我有意去模仿他的长处,这真是有意的。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包括我中学的时候,我接触的老师,哪个老师很好,我就有意地去学他。”甲骨文、英文、日文,他都是自学入门。


理论素养的自觉。从甲骨文字的释读、器物的鉴别到华夏古文明的探索,他的研究中贯穿着一种理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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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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