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的书(六)

告别尾城 2018-09-26 16:08:47


读过的书(六)



一月十七日,葛亮《朱雀》。《朱雀》与《北鸢》是南北书,我读《北鸢》在先。跟《北鸢》相比,《朱雀》因为南京城自有的城市厚重和历史沧桑,叙事之间更有一种深重的疼痛。时间线上再一次看到了复调手法,在极长的时间跨度里,讲几代人、南京人,特别是南京女人的故事。其中牵涉到的重大事件,相信作者是做了很久准备,免不了多地走访,搜寻素材。一个特别的点在于,这是我第二次在葛亮的小说里察觉到不寻常的女性情谊。我觉得这可以做文学传统上的回溯考察。总的来说,我赞同王德威教授所讲,葛亮是可以期待的作家。

 

 


一月二十五日,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不太好读的书,思想家的论断给得非常让人信服。四个部分,酷刑、惩罚、规训、监狱。 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了看过电影《芳华》以后,斗云老师指出的警民冲突。从电影最后的警民冲突到卡夫卡“法的守门人”。在法的门前,一个人要进去,看门不让。说“现在不行”,那人问“以后行吗?”“有可能”看门的人说。那时候我这样跟老师讲:法律应该是强硬存在于被惩罚的人面前,而对更多的人是可望不可及的,小说里“法”始终是未露面,而未见法也能实现规训。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从一开始就视见了两个进程: 惩罚中示众场面的消失与痛苦的消除。

 

 

一月三十一日,《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吉尔伯特-古芭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中文译本读得如此坎坷,没有强制要求,我可能不会找原版再去读了。

 

标题的两个关键词: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前者指涉简·奥斯丁、勃朗特、玛丽·雪莱、乔治·艾略特、艾米丽·迪金森。后者关乎囚禁与逃跑、王后的窥镜、孪生子与幽灵,等等。了解女性主义批评的必读之作。

 

讲到玛丽·雪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会儿我还在读初中,某次课上,老师提问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名字。我在底下念叨,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对周围学生来讲太冷门了。写出《弗兰肯斯坦》的玛丽·雪莱,大家只当她是雪莱的夫人。这也是父权中心的延续表现。回到那个《阁》书起点性的讨论,笔是阴茎吗?或许是。

 

整个译丛总序写得非常出色,来自李欧梵教授。序中提及“后殖民”相关问题,我跟小谢讨论过。我的基本看法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等有推翻经典动作的批评流派,容易在确立他们的经典这个过程中犯错。比如“后殖民”一切问题归结到西方本位主义和权力论述,在对待西方白人作家作品是采取偏颇的否定态度。重构、评判经典的标准是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是否做得“平等”,这种做法实际忽略了文学层的西方传统。

 

 


二月三日,阎连科《炸裂志》。这是我读的第五本阎连科的小说,他在2013年的作品。耙耧山脉里的炸裂村地方历史与孔朱两性的家族历史纠缠在一起,阎连科以新志史的形式把这些写了出来。复现了男子偷盗、女子卖淫以致富抗命的阎氏小说一贯情节。

 

我以为阎连科的小说不能说是现实主义,他自己可能也瞧不上这个词。超越现实主义,他提出的是“神实主义”。

 

在《发现小说》一书中,他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实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想。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二月七日,夏济安教授 Lu Hsu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from the Gate of Darkness ).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纠正性很强的关于鲁迅的文献资料,有非常多精彩论述,关于鲁迅关于左联。比如对左联评价。But art was not their sole ,or even their major , concern. Their works were dedicated to class struggle,to the “bloody”,“death or victory ”battle,to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of mankind.”  这份文献里同时提到了胡适对鲁迅如未病逝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猜测。

 

赞同教授说,大陆学界从前过于强调、夸大了鲁迅在左联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他的leadership - divided.

 

不欣赏的是夏济安教授用了太多类似精神分析去揣测。基本的史实问题,比如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这份文献涉及不多。这要求阅读者对基本史实有提前了解。

 

到目前为止,我仔细研读过三份不同背景的左翼文学相关文献。一是艾晓明教授的左翼探源,注重理论来源问题,左翼理论同苏联拉普、日本福本主义的关系都讲得很清楚。二是剑桥中华民国史左翼部分,史实论述详细。再是手头上这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the Gate of Darkness 。

 

 


二月十三日,谢冕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之总序、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原本是在看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没想到耗了两天在谢冕的总序部分。

 

我是觉得,在接触基调主题这种东西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下一个主题判定,像造了一个公式,企图往每一个阶段里套。容易犯一概而论的错误。

 

谢冕说忧患主题,我以为不仅像他字面说的,他是从民族历史这个角度推出来。还在于,他是有自己身为文人的忧患。他在总序里表现出对80年代以后得文艺创作的不满和忧虑。那句“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做游戏和娱乐。” 让我想起来《文学研究会宣言》里 “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80年代后的文学从文学性、艺术性上来讲是有一个高度在的。怎样作文学会被判为“游戏”和“消遣”?中国文人传统倾向于文学一定是有承载的,特别是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时代,文学救国都被呼告出来。但是回到梁启超文学救国论的原意,他是要从长远来建立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不是说,写一本书直接救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文学救国并没有忽略到文学性文学的本质。

 

另外,在我学习现当代这个过程里,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

 

旁听思潮课时,我提问过一个问题:创造社前期进入中国的浪漫主义经一体化文学时代后,在当代文学部分有怎样的延伸发展?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看不清楚中国现当代文学其文学内部的谱系是怎样的。看汪曾祺的文章会觉得跟废名《竹林的故事》有类似的特质在,我想这是有文学脉络在的。但是表层是1949到1976的特殊时期。

 

这里的相关文章是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特别指出的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罗岗教授展现出的眼光。“如此追问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其目的并不在于如何评价其个人的创作成就,而是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学六十年’与‘新时期文学30年’之间的复杂联系。”

 

我在没有看任何相关研究的前提下,感知到了汪曾祺的意义问题。“上一刻”他提出,“这一刻”我察觉。非常奇妙。

 

 

二月十九日,程文超教授《1903 前夜的涌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部,区别于传统的编年史的文学史著作,百年总系是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一个现象、一个刊物等等。《1903 前夜的涌动》即选取了六组关键词,他们是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王国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

 

全书的两个开篇立足观点:一是现代性的追求在世纪之交就开始孕育。再是,中国文化选择与建构之艰难。通读后,我最关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今天,讲到五四运动的爆发,鲜少见到提及梁启超。一个与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在有关历史文本中缺席。“这绝不是无意的疏忽…这一现象恰恰构成了一个历史的隐喻,它揭示着梁启超与‘五四'的深层关联:梁启超是‘五四'的孕育者之一,但梁启超不是‘五四'的人。”

 

二是“五四”人本质倾向的问题。在个性主义追求之后,家国才是本位。这是“五四”人内隐于心的。由此才能解释何以在大谈“人的文学”后接着来到“革命文学”。

 

三是关于鸳鸯蝴蝶派。程文超教授在这里认为其尴尬处境来源对传统文化和精英阶层的双重疏离,延伸提到与大众的关系,并将“五四”人拿出来做比较。认为“五四”人只讲启蒙而不是俯就,有一种“中心心态”在,因此对鸳鸯蝴蝶做了一概的简单处理。

 

四是王国维以欲代玉评《红楼梦》的评价问题,此处著者引用了叶嘉莹先生的看法。五是关于文学史市民文学一线的缺失,涉及到张爱玲在新文学史的评价与定位问题。

 

 

二月二十八日,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

 

基于余夏云的博士论文重新编写而成,详细介绍了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涉及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夏济安《黑暗的闸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现代性问题、文学史写作问题、作为方法的中国/女性、性别政治、文化研究。

 

不足的地方在于,内容多为介绍而缺一针见血的锐评。即如李欧梵教授在序中言明的,内容似乎过于平铺。

 

惊喜的是:

一、本书在最后一章提到了金雯 Pluralist Universalism 多元普世。她是我目前关注到的最欣赏的女性学者之一。

二、多章以不同提法提到“作为方法…”,比如作为方法的女性,这是对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化用,一种他者的观照。


 

三月五日,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很薄的一本书,内容主要是三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记录。

 

专业修读现当代文学的学生大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会陌生。这既是重构的学科观念,又是更新的文学史观。三位先生的对谈,今天来看不可避免有要更新甚至修正的细节。然而对谈中留出的“缝隙”仍给我们以思考和发展的空间。

 

三人合力的项目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体一致的面貌,三位都展现了自己的学术个性。这个性的组成因素可能是往年经历、知识结构等等。“一致”倒不是什么一定要求的事。


 


三月十三,回看巴金《家》、老舍《骆驼祥子》

 

看理论书的间隙回看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小说经典。

 

现代文学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是由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到社会解放。“五四”是抒情的年代,论成就,当散文小品文最上。而在1930年代,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使得作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题材。能承载如此厚重主题的,是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这里的代表作品就有巴金的《家》和老舍的《骆驼祥子》。

 

关于《家》。“爱情”对于觉慧这样要奔向新前程的年轻人来说,是信念、旗帜、鼓舞,偏偏不是爱情本身。《家》中的“爱情”我们看不到它的性爱成分。高家的孩子有的是爱情无法得到的痛苦,爱情被旧法、父辈阻拦的痛苦,却没有爱情本身的痛苦,如猜忌、争吵。这是一个叙述的盲区。

 

我们要注意的是,巴金是一个作小说总是意犹未尽的人。他在序、后记、创作谈中,总是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构。原型是可寻觅的。

 

关于《骆驼祥子》,研究者们普遍看重老舍在此篇中对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下层社会自然主义式的描绘。而在这之外,值得关注的是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问题:《骆驼祥子》的形式结构问题,这部小说与老舍喜剧作品之间的关系。

 

“老舍在描绘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小说首要表现的是一个黄包车夫和他的黄包车之间的'爱情'。尽管祥子想拥有黄包车的小小欲望本身无可厚非,但他表达欲望的方式无疑是十分浪漫,而且可能过于浪漫...由于祥子简直将他的黄包车当成了心上人,我们可以探讨小说因此所产生的喜剧性基调。”

 

我们可以说,这里是一种荒谬的喜剧性质。在小说的一开始,读者还会同情祥子,希望他能交上好运。但当厄运重复成一种必然事件时,读者已经不会再感到悲伤了。小说描写下层被压迫人的命运的悲剧主调与张力是这样被消解掉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老舍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排拒。他的立场是饥饿的下层城市贫民的立场,认为处于饥饿的求生存状态时,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这些都是“空梦”。“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在作品里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这判断有其独特性在,别于一贯的呼告“自由”、“解放。”但其实这种排拒姿态,参见温儒敏教授的说法,“也展现了为避免资本主义文明弊病而美化封建宗法社会文明的民粹主义倾向。”

 

 

三月十八日,杨联芬教授《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现代性”好像是一段时间内搞现当代的学者特别愿意提的一个关键词,论文专著都以“现代性”为名。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模糊不定的。

 

杨联芬教授的观点,“现代性”在西方常常指向已经完成的状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还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在中国,现代性却始终含有“未来”和“理想”的意味在。我以为这可以规到一个时间上的延宕、文化上的从属的公式里。

 

整本论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第三章,讨论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指出林纾的意义即在于他对西方小说的误读和五四作家对林纾的误读——双重误读的互文现象。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

 

“新文化派'桐城谬种'的恶意咒骂,没有引起正宗桐城派人的反弹,倒是倡导小说的林纾孤身出来迎战。无论在旧派中的地位,还是与新思想的隔膜,林纾都不足以和没有必要作为旧派的代表应战五四。这个不太合乎逻辑的现象,不排除身为桐城派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宗'的虚荣心理...”

 

 


三月二十二日,曹禺戏剧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很羡慕曹禺,因为他写出《雷雨》的时候只有23岁。但或许这对他也是个不能承受之重。第一个话剧生命就如此伟大,以致于难以自我超越。

 

《雷雨》是标准的“三一律”,结构“太像戏”了。我私心里最欣赏的其实是《日出》,虽然某种程度上,它保持了同《雷雨》的内在一致,但已经突破了后者精心构置的结构。同时展现两个现代大都市的典型环境,高级旅馆和三等妓院。出入间的群像描写,并把他们分为“不足者”和“有余者”两个对立世界。全剧被“日出”的意象笼罩,显示出整体的象征性。

 

《原野》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出现的时机,1937年的8月。这是一个看起来和抗战毫无关系的作品,它挑战的是“及时反映时代重大问题”的观念要求。复仇的故事线和乍一看的农村题材定位,这个模式很难被保守的中国文学接受。

 

《北京人》则是一部散文化的剧作,这个作品有更大的悲悯感。但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仍然不能理解曹禺在《北京人》里的创新,大环境的看法是“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

 

钱理群教授评价曹禺: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大大超过了时代接受水平。

 

 

三月二十三日,复旦吴立昌主编《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

 

全书二十四个专题,分为三编,每编排列大致以时间为序。上编主要为以《新青年》为代表的革新派与封建复古派、文化保守派之争。中编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包括左翼文学与自由派文学之争。下编是左翼文学内部论争。

 

我重点关注的是这样几个专题:

沈从文引发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两个口号”论争、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建国前东北解放区论争及萧军批判的历史指向。

 

注意到一个《甲寅》前后身的转变史实细节。

 

总体来看,是一份不错的参考资料,论述详细、史料充实,对构建梳理文学史框架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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