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悦读孙子兵法,“处军相敌”行军篇

尉缭 2018-06-12 14:04:54

行军原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头]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字右边],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四军之利





孙子开篇分析了“处山之军、处水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的具体处置方法,总的原则是:“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就是要有利于部队的生活供应与人马的安全健康,有利于作战意图的实现和战斗力的发挥,有利于对敌情的观察和判断。判断敌情必须先从地形研究出发,平原等地理条件不同,相应的作战方案也会有所不同。选择有利的地势处置军队,是将领基本的军事技能之一。




唐高宗时期,派遣将军裴行俭征讨突厥,大军到达单于都护府以北的时候,适逢天黑,需要安营扎寨。

当壕沟挖好、营寨基本扎完之后,裴行俭突然命令马上把大营转移到附近另一处较高的地势上去。

将士们都大为不解,说:“我们刚刚安顿好,还是不要再折腾一次了吧。”

裴行俭非常坚决,命令大军必须马上转移。当天夜里,暴风雨不期而至,天亮后大家出来一看,第一次扎营的地方积水一丈多深,将士们对裴行俭大为叹服。




在不同的地形和条件下就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这是孙子一贯坚持的主张。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赐予的有利条件,就可能招致军事行动的失败。




公元前63810月底,楚军进攻宋国。

宋襄公为阻击敌军深入,屯军于两国交界处的泓水以北,等待楚军到来。

111日,楚军已经全部集结到涨水南岸,并开始渡河。

宋国的大司马公孙固见楚军力量强大,两军众寡悬殊,建议宋襄公说,乘楚军正在渡河、大部队到达河的中间时,宋军予以掩杀,一定能大获全胜。

宋襄公听罢,皱起眉头想了想,说:“这个办法好。可是我们的军队是仁义之师,怎么能乘人之危而图侥幸获胜呢?”宋襄公失去了痛击楚军的绝佳机会,楚军于是全部从容地渡过了泓水。

楚军过河后,需要重新组织队伍,布开阵势。正在布阵时,宋国的公子目夷又劝宋襄公说,现在楚军列阵未毕,组织混乱,正好乘机发动攻击。

宋襄公仍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说:“不行,讲仁义的人怎么能攻击不成阵列的队伍呢?”于是第二次可以出击获胜的时机又白白浪费了。

等楚军布好阵势后,宋襄公才下令击鼓向楚军进攻,而且身先士卒,亲自领兵冲杀。

然而,正当宋军向楚军中军突进时,楚军的左右两翼突然向宋军包抄过来,宋军虽然奋勇反击,但无奈力量悬殊太大,宋军大败。

在大司马公孙固的拼死掩护下,遭受重伤的宋襄公才突出重围,仓皇逃回宋国。

回到宋国后,许多大臣分析失利的原因时都埋怨宋襄公太糊涂,不该白白丧失战机。

宋襄公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做君子要讲仁义道德,不能在敌人身处险境时去偷袭他们,不能捕捉头发花白的老兵作为俘虏,不能在敌人没有整顿好队伍之前就发起攻击。”

公子目夷反驳他说:“我方的国君不懂得战争,强大的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这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乘此机会发起进攻,不是最恰当的吗?何况即使抓住了机会,还怕不能取得胜利呢?对方的老兵即使头发花白了也是敌人,为什么不能俘虏呢?让强大的敌人摆好阵势后再和他们硬拼,简直就是自寻失败!

但是,宋襄公还是执迷不悟,并且对楚军的不讲道理耿耿于怀。

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由于愚腐至极而丧失战机,令自己的军队大败而回,已成为战争史上的笑话。孙子认为要“择便处军”,就是指军队行动时遇到各种地形要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要学会利用地形,乘敌之危,就势取胜。否则的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让机会白白溜走了,后悔也就没有用处了。


察微知著l




孙子总结了32条观察判断敌情的经验,很多都是从战场的细节入手,从而实现了察微知晓的目的。西点军校前校长潘莫就曾经说过,最聪明的人设计出来最伟大的计划,执行的时候还是必须从小处着手,整个计划的成败就取决于这些细节。可见,在未来作战中,关注关键性的细节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四月,晋厉公以伐郑为名,实际目的是攻打楚国,率兵车五百余乘、将士5万余人,渡过黄河向鄢陵急进。出发前联络齐、鲁、宋、卫之军,要他们协助作战,会师于鄢陵。

鄢陵附近川原平旷,无名山大川阻挡,而且道路四通八达,便于展开军事行动。

楚共王亲自统率全军,连同郑成公带来的郑军,共有兵车530乘,将士9.3万人。楚、郑联军由申邑(今河南南阳县)出方城(今河南方城县),过叶(今河南叶县)经瑕(今河南襄城县西南),渡过祀、颖二水,疾趋鄢陵。

楚军中军统帅子反,欲乘晋所召集的诸侯之军尚未到达,以优势兵力先击破晋军。故楚军北上行军极为迅速,到达鄢陵后,不顾天色已昏,直压晋军营前列阵。

此时,齐、鲁、宋、卫诸国军队尚在向鄢陵开进的途中。

晋军既感到兵力单薄,又受楚军所迫,没有列阵的余地。

晋中军元帅栾书采纳属下的建议,填塞水井,平毁灶台,就在宿营地列阵,并在营前清理出一条通道,以便发动进攻。

晋将郤至经过“相敌”之后说:“据我观察和了解,楚、郑联军有六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不可不加以利用。楚军中军元帅子反和左军元帅子重关系不好,此其一;

楚军王卒多年老之兵,此其二;

郑军列阵不整,此其三;

楚军中随军的蛮卒不懂得战术,此其四;

楚、郑联军在晦日列阵,此其五;

楚、郑联军阵中士卒喧嚣不静,秩序混乱,此其六。

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作战必然各顾自己,没有斗志。楚军主力兵多年老,战斗力不一定强,又违反晦不列阵的忌讳,我军一定能把他们击破。”

晋厉公与栾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立刻进攻。

这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架在兵车上的缭望高台)瞭望晋军。

同时,晋厉公登上高台瞭望楚军。

从楚国叛逃晋国的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军的精锐在其中军王卒,不可抵挡。如果以我军的精锐先分击其左右,然后集中三军之力合攻王卒,必可取之。”

晋厉公采纳其议,于是,栾书乃作如下部署:以中军一部进攻楚军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中军,集中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兵,进攻楚军右军及郑军。

晋军部署完毕后,立即向楚军发起进攻。

正当晋军向楚军阵地发起攻时,晋厉公乘坐的战车忽然陷于泥淖之中,栾书想换下自己的战车供晋贡公使用。

其子栾铖斥责你负有指挥全军的的重任,怎么能什么事都插手。”栾书只好作罢,继续率军进攻。

由栾铖把晋厉公的车掀出泥淖。战斗中,晋将魏锖箭射伤楚共王的左目

楚军听说楚共王中箭负伤,人心惶恐,又见晋军攻来,以为诸侯之军已到,阵势大乱,纷纷败退至颖水南岸。

这天夜里,楚中军元帅子反整顿队伍,准备明晨再战。楚共王派人召子反商议明日的战事,子反饮酒醉,竟未去见楚王。楚共王说:“是上天要楚国失败的吧!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于是连夜撤军南走。

鄢陵一战,晋军在犹豫之际经过“相敌”,决定进攻是取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栾书能察微知著,不忽视任何细节,足为将帅的楷模,亦为此战取胜的关键。透过一些细微的现象,通过逻辑推理,察微知著,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是做事取胜的保证。

兵非益多


“兵非益多”,意为兵力并非越多越好,换言之,也就是兵贵精而不贵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建军原则,这种精兵主张,被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继承和大力提倡,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军队建设的传统思想。



戚继光是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扫平倭寇,主要依靠自己严格训练出来的一支精兵“戚家军”。

他被调到浙江后,经过实战,认识到“无精兵而议论打仗,就如同一个无臂之人同手执利剑者格斗一样,那自然是难以取胜的。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有一支精兵”。

当时明朝士兵平时素无训练,骄横不受节制,“战无号令”,“望贼奔溃,闻风胆破”,残害百姓,甚至比倭寇更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个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

另一士兵看见此头,忽然放声痛哭说:“这是我的弟弟呀!刚才负伤并未死,为什么要杀他啊!”还有一个士兵,竟拿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前来报功。

戚继光愤怒地把这两个冒功者杀掉,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更比比皆是。

一次在新河所一带大败敌寇,残倭向乐清逃去。戚继光命军队乘胜急追。

但其士兵因胜而骄,军纪松弛,不肯向前,连自己很信任的一个亲兵也跟着退缩。

戚继光只得把违反军规的士兵,连那个退缩的亲兵也杀掉,以振军威,这才硬行督促着士兵往前方追击。

彼时戚继光的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一遇短兵相接时,仍往往胆怯畏缩。

当时戚继光创造了一种新武器名叫狼筅。这是一种杀敌利器,但由于有的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仅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兵马。

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须“得人而用之”,否则,“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

这样的兵素质太差,要抗倭,必须训练出如同“岳家军”的劲旅。戚继光遂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壮之士卒三千,以备调用。

他的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第3次提出时,才取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

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

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严格的挑选,但凡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曾在官府服过役沽染坏习气的,以及浮猾的小市民,一概不要,入选的大都是勇敢的农民和彪悍的矿工。

戚继光很快就招募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继后,对新军进了严格教育与训练。

一是养兵保民教育,要求士兵懂得军队的任务,就是“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懂得“只要军队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肯定拥护军队” 的道理。

二是重视武艺训练,让士兵练习合于实战、能防身杀敌、立功报国的真武艺,绝不允许士兵去学只能装饰门面、丝毫不切实用的花拳绣腿。在武艺训练时,按照年龄大小、身材高低、体质强弱的不同,分别授于不同的兵器。武艺训练中,还结合体质锻炼,让士兵穿重甲,负重物,以练体力,使用比实战更重的武器以练手力。裹沙袋长跑,以练足力。

三是教练阵法。戚继光根据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制“鸳鸯阵”以及由“鸳鸯阵”变化而成的“两仪阵”、“小三才阵”和“三才阵”,这些阵法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因势变化,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四是严格纪律,戚继光说:“古今名将用兵,从未出现过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播,而浪战取胜者。”他把各种军队的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要求人人熟记,并赏优罚劣。同时,要求部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严禁砍伐树木、毁坏田地、烧毁房屋、奸淫掳掠、杀害战俘。

戚继光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要求所有军官“件件苦处,要身先士卒”,务使“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在作战中做到赏罚严明,当赏者虽仇亦赏,该罚者虽亲不免。

由于戚继光治军严格,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法则,在较短时间就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组织良好、勇敢善战的精兵。这支军队在抗楼作战中转战浙闽,战必胜,攻必克,打得倭寇丢盔弃甲,下海逃窜。当时百姓称誉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为“戚家军”。戚继光以其抗倭战绩和严格治军记入我国史册。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在治军上,孙武提出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就是强调军队管理要文武相兼、恩威并施,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反对不教而诛、滥施惩罚。管理军队要以宽仁教育来统一士卒,以严明的军纪军法使部队整齐一致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治军的内在规律,反映了文武并重的治军内容和方法,是《孙子》的治军基本思想。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详细记录了台奥塞斯如何通过树立权威而成为米底人国王的。

米底人当时散居在基本没有法律制度的村庄中,台奥塞斯首先设法使自己在本村中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他主要是通过在村民的争端中主持正义而做到了这一点。

随着他名声的传播,台奥塞斯成为米底人惟一的仲裁人。

然而,此时他宣布不干了,因为仲裁事务影响了他自己的事情。

于是,人们就把国王的称号给了他,让他可以专事主持正义

而他一旦成为国王,他就开始要求有宫殿,规定了一大套繁琐礼仪,建立了制度,以使自己与过去的同伴分开,并对一切违反规定的人进行惩罚,如此,他获得了神圣国王所需要的权威,这一权威使他能够以专制的方式统治米底人。

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公元前5世纪(约前480年─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著成《历史》(Ἱστορίαι)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也因此被尊称为“历史之父”。


台奥塞斯平时的仲裁其实是一个教育民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正义”观宣扬出去,使人们相信他是惟一真正懂得正义的人。在获得国王称号之后,他又通过一套礼仪神化自己,然后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制度规范,惩罚一切不服从的人,从而建立了国王的权威,也建立了与国王相联的公共权威。



尉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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