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中国词语的篡变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2018-09-18 09: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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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观察城市表面的那一层,广告啊,门脸啊,店名啊,它们看起来独立于人,但无不显露人的习性、他们自己都看不见的潜意识以及难以逆转的时代走向。


  我最近走在南方某城的大街上,一眼扫过去,不说满大街漂染的黄发,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褪其本色,余下的可想而知。


  预计“乌发如漆”“青丝成雪”“绀发垂云俱弱冠”“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这些词句将从汉语语文中消失了;也不说上天入地躲不掉的洋面孔广告——标志、面孔、硕大无比、无处不在,卖货是次,入主为真(人面与崇拜,古人都懂的事),堪比一支直捣腹地的军团;就说店铺的名字,恐怕也比三十年代半殖民地的上海要洋化,洋化不光是西洋化,还有各种回教标志的阿拉伯化(北京连东来顺都涂成绿色写上阿拉伯文),令人不知走在一个什么文明的土地上。



  店名有直接用外文的,有些小店主估计未必通晓外文,拷贝下来就贴上去了,西洋字母居多,但也有方块字:韩文,与清真有关的则直书阿拉伯文。别的国家都是外国侨民移居带进另类文字,我们是自己请进来。


  我所住的这条街因为毗邻一所大学,一条街半数店铺招牌只见洋文,足见选拔出来要送进“精英”行列的年轻人之取向。大店则越“高档”的外文越多,有些大商场、购物中心整层楼不见中文。


  在京城屡见此景,以为外省略有逃脱的可能,错,且大错特错,那是走得还要彻底。我曾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一层徘徊,转了一圈问自己这是到了哪国?那夹在外文汪洋中的小小张斌贵纪念廊,简直是对这个时代的莫大嘲讽。


  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看看张劳模喜洋洋卖糖果的蜡像,再瞅瞅包围着他、门可罗雀的奢侈品专柜,又问自己:平民基本只看不买的百货店豪华何用?除了在中国人心里一遍遍昭示谁低谁高、谁贵谁贱,这些华丽商场还有实物广告之外的多大用途?钱从哪里来,还流向哪里。


  另一些店铺和品牌看似用中文,但全都仿照外译中,似乎纯取中国名见人都矮三分。这些名词单从中文念,街头百姓不知其义,比如市中心鲜亮高楼上跃然写着:卢米埃影城。我知道取名者的用意(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我就不知道了),从法国电影发明人的名字译来,但这几个中文字放在一起,对不知背景的人却是毫无意义(百姓知不知道全世界的常识,既不是发达也不是有文化的标志。若在西方,是让他们知道的越少越好,免得心浮气燥)。



  我一眼掠过,随便一捡就是一堆,诸如:阿波罗演艺厅、赛格文化广场、迪奥服装店、麦道餐馆、佐登妮发屋……无一家外国人开办,从欧洲远古传说到欧美跨国公司,全都浮名拷贝,估计谁也说不出用意。你能想像巴黎、伦敦市中心有蔡伦文化广场、成龙影城、女娲购物中心吗?中国人心胸就是这么宽(自我意识弱才宽),或者说无界,既然世界已经呈现在他的眼前——我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我的——他的拷贝式、翻印式传播传承便继续着使命,他把人家法国电影祖宗、古希腊神话都拿来了,赫然供奉着,一样地烧香礼拜。


  若是西方人,拿是一点不少,只不过避人耳目,偷核心拿细节,再改头换面,把拿的事实否定得一干二净,甚至把对方抹得不存在,然后说全是自己独创。


  我这些年旅法就亲眼看到他们经常偷拿中国人的创意和技巧,从养珠到制瓷,发一本护照就把中国智慧的结晶拿走了,偷得隐蔽拿得巧,只窃必窃的,重新包装,然后把被窃者抹得不存在。欧洲文明所谓断代断得六亲不认,然后回头臆造一个理想祖宗,就是这么断的。


  我不是说中国人也得这么绝,但肚大能容也别供奉人家的祖宗,别把浮皮扯来披挂,自己动手覆盖自己的文明符号,改名换姓把自己撤了,然后披着覆盖自己的那层新皮,撞骗自己“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有人教导他们这叫“开放的胸襟”,说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炫耀的唐朝之伟大就在“开放”,好像一个帝国是“开放”打下的。李世民还是不够前瞻,早知今天的“伟大进步”,何不当年就用胡文代替汉字,不就开放到头、进步到底、一了百了了?如此解释历史最初不知谁定下的版本,反正我逛过的大小博物馆,凡涉唐朝,繁荣强大皆与“开放”有关。这让参观中的我时常突发奇想,莫不是今人想让历史轨迹直通指定的方向,潜回唐朝修改了一连串细节,以致眼前所示不是追记过去,而是回到未来。


  常识告诉我们,在近现代工业化使外部资源市场成为致富的重要因素以前,一千多年前即便已有驼峰马背上的“世界”贸易,富强也不可能直接是“开放”的产物。倒不如说创造财富的能力较周边强,远道四围来“蹭饭”就多,一如今天欧美挡都挡不住的穷邦移民——西方文明的终结者。那次“被移民”对华夏文明的品质构成致命影响,只不过要到几百年后从宋人手上失国才彰显后果。


  话说回来,还有一类店铺倒是挂谁都懂的中文招牌,却无不以“外”撑门面,什么外贸尾货、外贸单,大江南北是服装鞋帽店的,十之六七打此招牌,好像做给外国人、外国人没要或买剩的再卖中国人,也是荣耀。这与我在法国经历的正相反,那里商家千方百计要藏起非国产货的来历。


  不是要“接轨”吗?至少要接对方向,不是吗?有电视台,专门做节目教消费者如何识别“真假”外贸货,这么设主题似乎单单制造给中国人的商品必是次货,买到的人属于吃亏上当,非得搭上“外贸”才算好货。区别事物就看你从哪里划开,与其打内外之牌,不如就以质量好坏分档,不更实在吗?何必要在事物本质之上再加戴一个外贸与否的无用概念呢?除了在民众潜意识里深植谁贵谁贱还能起到什么别的作用?


  教人识别“真假”进口货的文章、广播和电视节目更是不胜枚举,从吃的到用的再到奢侈品。前不久北京某电视台报道家乐福开始专设法国进口食品柜台,看得出记者当好消息报啊,完全意识不到当年把零售业这么轻松拱手于人,真实图景正在一点点展开,零售业将从根上控制你吃什么、用什么、生产和不生产什么。


  只见记者把话筒递给一中年妇女(极有可能话筒递给多人,最后选了这个女人的表态,因为对自己的心思),女人说:“当然买这种产品,家里有老有小,贵一点但放心。”如此无脑经营舆论,“外即好,内即坏”已成全民“共识”。估计很快将拉起鉴别真假进口货的正式鉴定师班子,由国家颁发证书,为这时代的荒诞建起固态化的规则和经久化的利益链,将精神的卑贱用建规立制的办法物质化,永久化这时代的昏迷。


  单凭这一点,便知中国哪有什么“精英”?!没有“主人意识”的“精英”比贩夫走卒更不知自己是谁!一国之风贱与不贱,就在其上层建筑有没有“主人意识”,且与开放与否并无必然联系。“主人意识”不光能检测一个人是大智还是小聪明,也凸显一国上层建筑是否真实存在。存在则不被民风牵着走,而是引领民风。


  记得还是一家电视台介绍怎么区分进口和国产水果,大揭果商贴进口标签以国产水果充进口货(以次充好的21世纪中国版)。这些掌握舆论大权的“精英”假如真有一点自我意识,批判现实也不该选这个角度切入,这多少给人这样一幅图景:抱上新主大腿的跟班,对也想抱的人说:你也配?只见男主持人不禁感叹,说自己就尽买进口水果,没准全上当了,女主持人问为什么买进口水果,男主持人脱口而出: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坐在电视机前,不知时空把我抛到了哪里又为什么。不过是水果啊,甜、好吃应该是唯一标准吧,“高端大气上档次”是长在果皮上还是生在果肉里?它又怎么再放进嘴里?放进嘴里那些形容词也没有意义,不是吗?别的都无须做,单单如此宣教本身就已把国货(连带百姓的自尊自信)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低档劣质下等的代名词。


  “外贸”“进口”“出国”“洋气”这些词,实际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如今“出国”并不意味着有本事),字面就是荣光。对百姓来说这早已成为本能反应,我在北京一家百货店旗袍柜台闲看,女售货员见我感兴趣,便推荐起来,说这件无袖,穿起来洋气。我反问:要洋气穿旗袍干吗?我这句转了两个弯的话超出了她已被圈定的思维走向,她愣在那里,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主意。


  洋气不就是美的代名词吗?还有什么比洋气更美?我用了很多年的骨扇的鱼线断了,找到一家专制中国传统折扇的铺子要修,店员小伙子为一根鱼线收我一百元,给出理由:我们的鱼线都是进口的。我问做这种扇子是中国传统工艺,做了上千年了,怎么“进步”得穿线都不会自制了。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进口比国产的好。我路过一个家居铺子,在橱窗前驻足了片刻,就有老板迎出来,张口不问我看上什么、喜好什么,先说他的货是进口的,好像单凭这个理由我就必定掏钱。


  一而再再而三,我听腻了这种本能反应,也本能反射起来,反唇相向:我要的恰恰是国产的。再观推销者的表情——受到出其不意的打击,一时不知如何转弯——我才舒服一点。估计他们用“进口”的说辞一向百发百中,从没想过会脱靶。



  我到一家小医院看病,候诊时遇两位老太太,听二人嘀嘀咕咕,一大串话就一个意思:进口药肯定比国产的好。我插话:不见得。二人侧目而视,如见星外之人。我某日长时间等公车,细看京城马路上的车流,除了三类车是国货:公交车、小货车、运输卡车,轿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外国品牌(我那天实际观察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扣除偶然因素,减掉三分)。我也算走过世界一些城市,除了没有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国家里此乃一大奇观。


  当“进口”“外贸”二词已成品质的决定因素,当“出国”二字本身便能决定人的价值,当“洋气”就是美的最高标准,新迷信是扎根土里了。再看看随街可见的新东方、雅思、托福字眼,那不仅仅是几个字词,而是千百年来继科举、高考之后,悄然登场、唯一看上去没有主人来认领的(既没有昔日皇帝的玉批,也没有今日教育部制定标准)、却已占据荣誉制高点、让鲤鱼们挤作一团的新龙门。


  单从赶时髦的角度推断,那是低估了民众追风逐利的本能之下精神动机不可逆转的移变。什么事情如果实际内含不重要,浮皮已具有意义,足以左右利益趋向,让百姓本能地朝着一个方向走,是这个国家实际已经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是百姓事实上已认了另外的主。


  小到一只自产拖把上都赫然打出英文招牌,然后把中文羞涩地、细微到几乎看不见地藏到一边(民间潜意识被侵占);大到名校高材生人人要过托福、雅思关,否则不叫“成功”(我不反对学外语,甚至认为高级人材最好掌握一门外语,但利益制高点不该易手);大小之间夹着越染越黄的头发,越作越大的洋面孔广告,越来越阿拉伯化的回教标志(审美权彻底被颠覆)。


  心理占领已然拿下了至关重要的阵地,下一步几乎没有悬念,就是今天的台湾——不要作中国人;再下一步就是如今的香港——耻于作中国人。不要将信将疑,一步步都在枪与靶子的射程之内,唯一出乎意料的是惊人的速度。


有人可能轻松一笑:这只是浮表的中国。词语看去浮表,其实异常重要,它们是一个文明的浮标,让人能看到漂到了哪里,是否早已移了根。这说到底追到的还是“主人意识”的有无。名词、名字的把控是“主人意识”驯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人走到哪里,都要自己重新命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地方、风物不管当地土著有过多少世纪的旧名,他们肯定要再命个名,时常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发音来定。


  就在十年前,法国出生婴儿取名家长还是不能随便自定的,1803年4月的法规定,必须在天主教圣贤或古代历史人物的名中挑选。由此拿掉姓,这是个重名国家(人为保护的文化边界)。直到1966年和1993年两次修法,才放开这一我们以为的基本自由(1993年以后,政府官员失去最后定夺新生儿用名的大权)。这新获的自由大逆西人本性(反向呼声又起),我以为是不长久的。


  满脑子移根断脉尽是便宜的中国人,苦头将在后面。进步的迷思便在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钟上,它不足一秒,便认定那二十四小时无足轻重,历史将在这瞬间终结。


  我归国前去法国吉美博物馆看“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吉美自我那篇《向西看的那个槛》之后,对华态度略有改变,这些动作是与西方传媒的整体态度配合好的,不要理解为偶然,更不要臆想某篇文章的作用,而极有可能与跨国奢侈品集团(时常也是博物馆的施主)在中国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有关(不要惊醒了那只埋头吃草的傻兔子)。


西方传媒——从新闻媒体到电影、出版、博物馆——对外的行动大方向都是默默协调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试着分析过2008年以后的对华动向。


  这个青铜展是送中国的一份礼,与之前一个茶展还要搬出艾某某暗搞中国不同,这次暗手基本收起,还送了一份我以为不小的礼。看得懂的人就会明白这礼可真是不小,绝对破天荒,只怕从不懂细节控制的中国人视而不见,根本不解送礼人良苦用心。我观中西关系得出文化交流的终点站是误会,不是悲观,而是现实的考量。中国人时常打不觉礼不察,对西方究竟如何根本无所谓,他能吸收进去的实际上是头脑里需要的那个“西方概念”。


  那么这前所未有的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名字。在这个展览的解说词中,组办者特意以中国拼音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历来对西藏的叫法。当我看到不是Tibet而是Xizang出现在解说中,惊得倒退了两步,这是我在这个国度经年累月遇到的第一次,且一反常规。什么叫“细节的专制”“温柔的独裁”?命名权实乃其中绝不放手、有设定人群思维参照物作用的专权之一。

反观我们自己的外宣媒体:Tibet,Tibet,叫得不亦乐乎,生怕对不上人家的叫法。Tibet是西方近代涉足(他们自称“发现”)西藏时的命名。1949年以后,中国定下译名以拼音为准,比如Beijing、Xingjiang、Shanghai,只保留了一些原殖民地的叫法,如Macao,Hongkong。西方各国也一点点不得已随大溜,如法国人陆续以Beijing取代Pékin,但对澳门、香港和西藏这几个地方的叫法始终不变。为什么?因为命名权是所属权的一部分,在民间潜意识里,名字与主人是连在一起的,易名就是换了主人。


  所以“世界统治集团”这帮篡变的行家里手,深知欲窃其魂,必先去其名。西媒已成功地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为大陆之外的中国人易名,在涉及香港、台湾居民时统一而默契地避开中国人三字,久而久之“香港人”“台湾人”从概念之内的概念变成“全概念”,从区域名实际变作国籍名。民众思想被暗暗移变,名词、名字功不可没。


  我举个例子,西人做这种事步调一致和自觉主动足以让中国人冒冷汗。某年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戛纳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问题时他说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法国翻译却故意译成“台湾人”。多年过去,身在现场的我,对问答的来龙去脉已记不清了,唯有那个法国翻译的反应历历如在目前。


  易名之令人不察全在于词语的悄然潜入,不需要看得懂、听得懂,只要遍布眼耳,它自会作用人的潜意识,然后由被作用之人自己动手。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南方某省大大小小的电视、电台,英文歌作背景音乐普遍而常态,尤其一些购物电视台,背景音响从头到尾英文歌,而面向的明明是些极少例外会精通外文的人。没有几人能听懂这些旋律简单、常常只剩节奏的“原始歌曲”(西洋音乐黑人化的可悲结果)在唱什么,除了让受众习惯这样的音响背景,让不正常的变正常,最后变成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我看不出如此行事还能达到什么别的目的。


  我去某大众商场,所谓“大众”就是里面多为实际买客,“未上档次”意味着一楼最佳销售位置上中国品牌和中文还有一席之地。转悠期间商场的喇叭里一刻不停地播放英文歌曲,我好生奇怪,因为在场的买卖之人听得懂、爱听的恐怕只手可数。那么为什么播放呢?问了好几个售货员,没人听得懂,也没人知所以然,甚至不明白我的问题,好像这背景音响从来就应该在那里,要什么理由呢。


  谁在播?又谁在听?一切都并不需要“美”来决定,也无须知道为什么,一如满大街褪掉本色的黄毛。“无主”时代的特点是人人模仿,却并不知追到的是什么。


  就在这两天,有一法国汉学家来华,下飞机不足48小时,已被大街小巷的圣诞标志和硬做起来的节日气氛所震惊(我进的很多店都搞庆圣诞打折)。他每隔年把都会来一次,这个国家蜕变(脱掉自己的皮套上别人的皮)的速度每一次都突破了他的预计。他得出结论:软实力与西方还是差了一大截。此乃客气话,赤裸裸的话是文化上已被征服。


  “无主”时代何来丁点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不是来自GDP,更不会有了硬实力便自动到来,它与自我意识暗暗相连,没有自我意识和由之产生的主人意识,万千黄金也提升不了软实力。如果说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要国际性,搞点圣诞气氛凑凑趣倒也罢了,我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外国人数得过来,也是张灯结彩,说追风凑趣都解释不清何来如此谄媚。说“谄媚”其实不准确,谄媚来自小人,出现在眼前的这些无法解释的怪诞却出自自我意识的空白,而自我意识是可以被一点点越褪越白的。


  词语的侵占和命名权的脱手后脚追着前脚,神不知鬼不觉为已经苍白的自我意识褪去最后一点颜色。冷兵器时代需要万千铁蹄、千万头颅都未必能征服的东西,如今拱手奉上还嫌不够快。话语战场的打劫,词语冲在最前面,如果被攻的上层建筑没有“主人意识”,那词语的尖兵有如铁马金勾驰骋在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草场,攻下一个个符号堡垒,文明符号的失手将是多米诺式的,每一个符号的倒下,都是一片人心。由此西方从不大张旗鼓推动民间外语教育,而由“教士们”严密掌管精神食粮的进出。


  我们在嘲笑美国人民连上海在哪里的常识都不知道的时候,要明白这绝不是“精英”的疏忽。词语的留守直接折射的是一国上层建筑的“主人意识”,一个丢弃命名权的文明,是其上层建筑早就有表无心,随处贴附,失去了使命。


  有乐观者可能会说,这仅仅是表面一层,中国人骨子里不变。



  我新近看牙,遇一对母子。母亲心急火燎,因儿子放假马上结束而牙还没治好,只能与医生商定先上药再由新加坡寄宿学校的校医善后。男孩才小学三年级,躺在治疗椅上说校医不会管,哀求母亲不要再把自己送去。那独子的爱母这时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坚定:你必须去读,不去前面两年就白费了。我问白费了什么?女人不打弯:外语。


  我说为此让孩子这么小便独自在外,与父母天各一方,岂不残忍?女人的脑子仿佛被什么力量钉死在那里:那是必须的,他已经英语十二级了,他是不会回来的,他要一直读到大学,否则前功尽弃。那字字句句都在说不在于他愿意不愿意,而在我有没有钱供。我和医生想到这残酷、疯狂、独断、连人的正常情感和逻辑都被偷换掉的育子计划,面面相觑。


  昔日只有贫贱到没有一丝尊严的父母,才会以残忍割爱的方式与幼子分手,以期用这唯一的办法稍稍扭转一下骨肉的命运。但这孩子的不幸,却是由父母的金钱堆建(体制内吃香喝辣,小孩送到国外照样分享国内的公费医疗),不是贫贱而是富有版的“忍痛割爱”在这片摆脱了贫困却跪下去的土地上频繁上演,只有一个目的:换掉母语,为换掉国籍、最终换掉文明打基础。


  我们看到,父母思维的一个岔口,便决定了孩子人生的方向,这般教育的孩子再生出下一代,与母文明的割断便“大功告成”。表层就是这么一点点(一代代)渗透下去,一层一层取代核心,尤其当表面这层力量是如此之大,有内外力量的合谋,有向纵深推进的步骤和计划,有从没有改变的方向。


  我旅法时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有关中国的报道,镜头对准又变回“十里洋场”的上海(至少报道在重塑他们理想的上海)。记者采访一群上海白领小资,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圣诞夜纷纷赶往教堂,好似这样贴一贴也赚足面子。


  镜头下,一张张脸在宣道声中故作矜持、模仿出信徒状,无比荣光地将此作礼物殷勤地奉献给西方记者,一举一动都意在表现法租界丝毫没有拆除的必要。镜头一转,一个全身“奢侈品”、头发金黄、外企秘书类的上海女人得意地告诉采访者:我老板说我长得一点不像中国人。


  下一个镜头是一处为结婚仪式特建的假教堂(十万元婚礼的布景之一),结婚者不是信徒,但要举行教堂婚礼。于是一个外国年轻人扮成假神父,在“婚礼进行曲”中为一对中国年轻人主持了西洋“宗教婚礼”。从上帝到神父,从祈祷词到誓言,全成了电影道具,在这部世所罕见、自导自演的膜拜电影中。注视着这一切的西方人,从那个到上海谋生的年轻白人到西媒记者,一定觉得要那个有实体边界的租界干什么,精神的租界广大无边,拆都拆不掉。


  当上海人觉得霞飞路(以法国远征将领的名字命名)比淮海路风光的时候,时代迷雾之下是跪下来的心。心如果跪到底了,一切都无可挽回,只能由它去化为灰烬,再期待着涅槃。


  但愿这数月所见只是一把大火便化为灰烬的浮皮,孕育着新的涅槃。


  【来源:观察者网;作者:边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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