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峥:一事无成的人生值得一过吗?

吕峥 2018-09-13 17:56:57

得知石黑一雄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把看过的一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别让我走》又翻了出来。

 

影片弥漫着一股末世苍凉之感,开篇却如《放牛班的春天》。唯一不同的是那些身穿灰毛衣用稚嫩嗓音唱校歌的孩子都是克隆人。

 

他们一出生就被圈养在远离都市的学校,与世隔绝。卡车会定期送来玩具,得到通知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当镜头拉近,映入眼帘的却是长短不一的蜡笔和缺胳膊少腿的布偶。

 

及长,他们被告知不许吸烟——这并非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关爱,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根本不属于他们自己。一俟本尊衰老或患癌,克隆人就会被推进手术室捐献器官。一般最多三次“捐赠”,克隆人便会死亡。没死的也不再插管,任其自生自灭。

 

青梅竹马的汤米和凯西在海尔森寄宿学校长到18岁,同其他克隆人一道,被分配至一座农场等待捐赠。

 

他们对周遭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偷看成人杂志,模仿电视里的角色说话,并在外出吃饭时遭遇了不会点餐的尴尬。

 

几年后,克隆人陆续凋零。汤米解开了一个萦绕多年的心结,意识到凯西正是自己至死不渝的真爱。

 

即将接受第三次“捐赠”的汤米不甘心就此撒手人寰,他决定验证一条传闻——海尔森与其他寄宿学校不同,是一个检视克隆人是否拥有和正常人一样完整灵魂的试点。一旦确证为“有”,则可申请“缓捐”,多活几年。

 

汤米想起小时候在海尔森,校方会郑重其事地把优秀的学生画作收藏到画廊里——这不正是一套筛选机制吗?而他与凯西纯粹的爱,则更是具备完整灵魂的有力证明。

 

可惜,当两人费尽周折找到当年的校长时,对方只用一句话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幻梦: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缓捐”。

 

汤米绝望了,在回去的路上下车嘶吼。凯西知道任何劝慰此刻都无比苍白,只能对着旷野默默流泪。

 

认命的汤米被推上了手术台。凯西在窗外看着此生唯一的爱人无望地闭上空洞的双眼,也做好了迎接自己命运的准备……

 

对这部电影,很多观众提出质疑:为什么他们不逃呢?的确,克隆人成年后,并没有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可是以其低下的生存能力,又能逃到哪去呢?就像古代还有“隐士”一说,可现在终南山早就开发成旅游景区了。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捐赠者”。活在世上,要么卖力,要么卖身。而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价值观也同寄宿学校对克隆人的洗脑别无二致:你人生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你对这个社会付出(捐赠)的多寡。

 

于是你辛勤劳作,以便糊口,直至终老。最后像电影里的克隆人——当重要器官都被移植,所余机体再也无法维持生命时,眼睁睁地看着白布盖上灯熄灭,赤条条离去,没在世间留下任何存在过的证据。

 

归根结底,不管哀号如何声嘶力竭,擦干泪你还是得走向办公室、屠宰场,怨恨命运的不公又有什么用呢?

 

范缜在《神灭论》里举过一个例子:飘茵堕溷。意即“一样的落叶,有的飘到席垫上,有的飘进茅厕里。当它们都长在同一棵树上时,哪来如此大的差异呢?

 

人生亦如此。

 

生命之签在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便已抽定。有人一手好牌,有人一手烂牌,还有人连牌桌都上不了。

 

时也,运也,命也。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为什么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异类》一书的解释是:因为1955年前后爆发了计算机革命,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而出生太晚,先机又会被别人占去。

 

该书通过分析大量成功人士的案例,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良好的机遇与合适的环境,即便是智商高达195的天才,也只能干一份年薪6000美金的保安工作。

 

同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桑德尔指出:经调查,在146所优秀的美国大学里,申请难度最高的学校仅有3%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而70%的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

 

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研究为此作了注解,即“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的出身,其次是运气,而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

 

听上去充满了负能量,可只要看过BBC的《56 UP》,你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这部纪录片里,导演挑选了14个7岁的英国孩子,每隔7年拍摄一次他们的生活状态,直至56岁。最后发现几乎所有孩子都维持在他们的阶层里,中产阶级出身的长大后依然过着较为富足的生活,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无论怎么挣扎,还是免不了止于平庸,艰难度日。

 

对此现象,罗尔斯的见解是:“就算是工作的干劲和奋发的意愿,也有赖家庭或社会环境的塑造。”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勤劳吗?可他们连谈论“努力”的资格都没有。谈资属于公司即将上市,熬夜准备材料的富二代;属于发布公关稿,宣称自己背剧本累垮了身体的“小鲜肉”。

 

性格决定命运?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鲍查德的一项研究表明,恰恰相反,命运决定性格。

 

通过观察同卵双胞胎,鲍查德发现孪生子即使被收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成长于迥异的环境,长大后其人格特征依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于是问题来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喜怒爱憎是由什么决定的?个人拼搏在成功的因素里究竟占多大比重?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庄子认为没有,所以讲了个影子的故事。

 

影子的影子问影子:“你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起身;一会儿束发,一会儿披发。怎么就没个主心骨儿呢?”

 

影子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有待’吧。我所待的东西也有它的‘所待’,有光的时候我就出现,没光的时候我就消隐。我是谁的影子就跟着谁一起活动。”

 

这与释迦牟尼的“缘起法”不谋而合,即“世界的规律就是因果律,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万事万物都陷在因果的链条里挣脱不出”。

 

而所谓陷在因果律里,也就意味着人生是不由自主的,受“业力”主宰。

 

换个不那么抽象的说法便是: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万物皆有理由,并且都是必然的。而所谓的偶然——即你会觉得一件事情的发生是随机的,无非由于你没开上帝视角,从而缺乏有效的观察手段。

 

比如你脑海中的闪念,其实都可以追根溯源。你以为自己反婚反育,是在为女权主义奔走呼号,其实夜阑人静扪心自问,发现身边爱情美满婚姻幸福的女性不在少数,自己观点狭隘言论偏激盖因求而不得心生怨怼。

 

斯宾诺莎有言:人的意愿是被一个原因所决定的,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正因如此,笛卡尔反思道:很久以来,我感觉自己从幼年起便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理接纳了,那些根据极不可靠的原则所构建的东西事实上是非常可疑的。我认为,如果想在科学上建立某种牢靠而经久不变的理论,就必须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观念统统清除,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

 

然则谈何容易?我们从小就被动接受的种种定论,无论真实的还是荒谬的,往往正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关键所在。

 

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消费主义一统天下,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大脑。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本质乃是通过刺激人性当中贪、嗔、痴的欲望,诱使我们购买原本不需要的东西。

 

对年轻女孩来说,性别优势是其最大的资本,故充斥于网络的营销号紧盯这部分流量,绞尽脑汁地从其身上榨取利润,编撰诸如《好看的女孩都自带烧钱属性》这样的软文,灌输“你什么都嫌贵,穿的嫌贵,吃的嫌贵,脸上用的也嫌贵。无论你做什么都嫌贵,就你自己最便宜,最后连男人都嫌你便宜”之类的思想,力图将稍有姿色的女性都打造成小说《项链》里的玛蒂尔德,耗费一生去弥补年轻时因贪慕虚荣而铸下的大错,到头来却讽刺地发现为了参加上流社会的party而借来的被自己弄丢的奢侈品其实是个赝品。

 

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会花钱才会挣钱”是消费社会最大的谎言,一旦你年老色衰,就会被商家从目标客户群里剔除。真正对你不离不弃的,是省吃俭用为你攒首付的父母;是盯着屏幕上的数码相机看了半天,最后关掉网页去给你买SK-II神仙水的男朋友。

 

真正的上层是不会被香奈儿和爱马仕定义的,没有人嘲笑天天穿灰色T恤的扎克伯格——这个世界不在乎你能消费什么,而在乎你能生产什么。

 

然而,现代化在带来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后,一个个空虚的个体又建立起对物的依赖。宁可当科技的奴隶,也不愿做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涂尔干的《自杀论》用统计数据做了注脚:在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社会里,教徒的自杀比例是依次递减的,这与教派诞生的时间呈负相关——历史越悠久,自杀率越低。

 

涂尔干据此分析:宗教是一个社会,教徒必须遵守林林总总的信仰和教规。集体生活越多,教派对离经叛道的行为的约束力就越强。

 

正因新教出现得最晚,教会不如天主教和犹太教的稳定,所以才对自杀行径的干预不那么牢固。

 

事实上早在先秦就有人想挣脱社会关系的束缚,比如提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杨朱,主张个人对世界应采取“不予不取”的态度。若人人皆能如此,则天下大治。

 

拙作《你不必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即持此观点,我的一个富二代朋友也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从小沉迷于游戏,不去上学。家长想尽千方百计,也无济于事。对此,我的观点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反正他也衣食无忧,干脆高高兴兴打一辈子游戏算了。

 

中国的父母一定觉得匪夷所思:怎么能坐视他变成一个废物?

 

听上去义正词严,可仔细想想,谁规定了人必须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没有用又由谁来界定?哈耶克就曾质疑:领着政府工资的博物馆馆长就一定比纯属爱好的私人收藏家更有用吗?

 

游戏被称作“第九艺术”,许多大作的思想内涵已不亚于一些文学经典。尽管概率不高,但你无法否认,我的朋友若一直钻研下去,未尝没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

 

两千年前,所有的古希腊人都不知道阿波洛尼乌斯研究圆锥曲线有什么用。直到17世纪,伽利略证明抛物体沿抛物线运动以及开普勒发现行星以椭圆轨道运行时,人们才恍然大悟。

 

就像何夕在科幻小说《伤心者》中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对数学的痴迷导致他与世俗生活格格不入,在爱情和事业方面屡受重挫。他虽然破解了一道艰深的难题,却潦倒终生,籍籍无名。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研究成果被一个物理学家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出来,运用到另一项理论求证里,实现了人类科学的伟大突破。

 

从这个角度看,欧几里得的刻薄不无道理——一个听众问他学几何有什么好处?欧几里得把下人叫进来,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位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

 

而另一个古希腊人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则心安理得地混日子。他继承了大笔遗产,除了买书,足不出户。整日看书,不问世事。

 

虽然他因戏剧成就青史留名,但对他而言这不过是生活的调剂罢了。退一步讲,即使欧里庇得斯一部戏也没创作,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同理,一个打了一辈子游戏的富二代也没伤害到什么人,反倒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且,正因为他不参与雄性竞争,还把工作机会和重点大学的名额拱手相让给了更需要的人。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一个有闲阶层的存在对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即便其中一些人无所事事甚至穷奢极欲。

 

孔门弟子中,子贡善经商。他的后人端木叔继承了巨额遗产,好吃懒做,每天要款待数以百计的宾客,厨房烟火不绝,厅堂夜夜笙歌。

 

即令如此,家产还是败不光,于是端木叔摇身一变成了散财童子,先是把钱分给宗族,继而布施给街坊邻居,最后竟广撒于卫国民众。

 

六十岁那年,端木叔自觉身体不行了,索性散尽家财,把周围的人都轰走。及至病倒,家里无药;等他死了,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最后还是受过他施舍的人凑钱才将其下葬,并接济了部分子孙。

 

墨家的禽滑釐听说后,批判道:“这是一个放荡的人,辱没了他的祖先。”魏国宰相、孔子的再传弟子段干木却说:“端木叔是个通达的人,德行比他的祖先更好。”

 

舆论之所以会否定端木叔和打游戏的富二代,源于我们潜意识里觉得不劳而获是可耻的。可问题是,享受遗产而不工作,究竟有什么不道德的?

 

即便我们假设端木叔聪明绝顶,能力非凡,只要稍加勤勉,就能成为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拥有某方面的特长,就必须发挥其特长吗?无论他有没有更想过的生活?

 

竹林七贤里,刘伶才高八斗,却最不追求不朽,一生只写过一篇《酒德颂》。他经常携酒乘坐鹿车,命人荷锄跟随,放言“死便掘地以埋”得知朝廷特使来访,立刻喝得伶仃大醉耍酒疯,躲避征召。而当有人要打他时,刘伶则贱贱地说:“我瘦得像鸡肋,你打我拳头也不舒服。”对方只好作罢,气也消了。


刘伶参透了“无用之用”,就像庄子笔下的那则寓言,说一个木匠前往齐国,半路上看到一棵栎树,被当地人视为社神,享受祭祀。该树又粗又高,可容几千头牛乘凉,观者如堵。然木匠路过时却目不斜视,径自离开。

 

木匠的弟子追上他,不解道:“这么大的木材,闻所未闻,您怎么看都不看一眼?”

 

木匠说:“那种‘散木’,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具容易折毁,做房梁会被虫蛀——不材之木,一无是处,所以才能活这么久。”

 

当晚,木匠梦见栎树来找他:“你在用什么标准衡量我?看看那些有用的果树,被人摘了果子,折了枝条,活不到自然的寿命,这是受了才能的牵累呀!万物莫不如此,我追求无用已经很久了,其间险些被砍死,但总算保全至今,这才是我的‘大用’。如果我有用,能活这么久、长这么大么?况且,你我都是万物之一,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这个将死的散人,如何懂得我这棵散木?”

 

木匠醒来后,把梦讲给徒弟。

 

徒弟又问:“既然追求无用,为什么还要做社树呢?”

 

木匠道:“不做社树,岂不是很容易遭到砍伐?它的全身之道与众不同,不能以常理度之。”

 

庄子之意,是想说明做人应当介于“材与不材”之间。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安时处顺,避免妄执,采取“喜怒哀乐不入胸次”的生活态度,又称“无待”。

 

大鹏要起飞,必须等待合适的风;走仕途想当官,必须跟对人。

 

这些都是“有待”。

 

命运无常,男人的痛苦往往来自于志大才疏或怀才不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认为:人类社会从不擅长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未来也许会消失,因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很难被世代继承,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却会日益累积。于是,经济脱实入虚,贫富差距扩大,难以逆转。

 

在这种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要忍受“欲求不满”之苦的环境里,一个人野心太大,于己多半不幸。即便功成名就,也免不了强迫自己,强求他人。因此,人若能“才高于志”,便已脱离了苦海。要是还能像刘伶那样“土木形骸,遨游于世”,不受任何外部条件的影响,与时俯仰,则堪称“无待”。

 

《齐物论》认为,用超然的全局观看问题,就无所谓人生高下,是非善恶,也就不会活在偏见里。

 

比如我们今天还会仇恨侵华日军,可谁还记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踏平南宋的蒙元?不管死了多少人,以银河系的尺度俯瞰,都是一些无谓的蜗角之争。

 

时间会冲淡一切。多少丰功伟业,悲欢离合,滔天罪孽,最后都会变成人们可有可无的谈资。而你今天在乎的人和事,很可能连后人的谈资都做不了。

 

唯一不变的,是山河湖海,日月星辰。

 

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破除许多成见。例如,觉得岳飞是好人,秦桧是坏蛋。其实换个角度和时空去看,谁对赵宋江山有利或未可知。

 

世事变幻无穷,都有“是”的一面,都有“非”的一面。活着可以像到人世间旅行了一趟,死了也可如回家一般。只要想得透,长寿和夭折其实是一回事,人也就不怕死了。

 

正如庄子所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也就是说忘记善也忘记恶,身处善恶的中央,任万物自行发展,不声不响地与大道合二为一,继而刑罚和名誉都会远离自己,最后达到“虚己以游世”的境界。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对消费社会大声道:“我买不起!”

 

买不起的不是商品,而是定义身份的消费符号和反复购买、欲罢不能的消费陷阱。当同类物品间的使用价值已无限趋近时,人们还要继续为其附加的符号价值剁手血拼,只因那些符号标记了消费者所属的阶层,于是买了宝来还想买宝马,殊不知心理学上的“享乐适应”早就看穿了一切:即使你买了劳斯莱斯,满足感也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

 

为追逐阈值越来越高的刺激,你循环往复地赚钱购物,替消费主义的大厦增砖添瓦,不眠不休,直至有一天读到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一句话,幡然醒悟:

 

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

 

没有人规定你是谁。你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能因为活出自我而微笑,找到生命里点点滴滴的快乐,才算没白来这个瑰丽的星球。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