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评】黄帅:后发国家科幻小说现代性症候之魅——以《三体》为中心的考察

先进辑刊 2018-12-08 10:06:27

  “科学幻想小说”自晚清诞生以来,长期时间内并没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等作品[1]预示了中国文学未来走向多重向度的可能,这种科技崇拜主义与政治乌托邦狂想混搭的创作方式并未引发现代作家大规模的文化实践,作为一种文类而存在的科幻小说被历史的跌宕挤入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在波诡云谲的现代文学版图上,科幻小说成了非主流的叙事文类,即使有如老舍《猫城记》者,也被一种民族国家历史观所笼罩,其科学意味几近消失,而幻想色彩浓烈,这种狂想曲式的叙事方式最终也逐渐消弭。




  到了“十七年”时期,受苏联文学影响,中国的科幻小说被赋予了一种政治功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当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反映在科幻文本中,对未来科学世界的幻想则被纳入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意志中。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在“未来市”带来的新鲜讯息,似乎从共产党国民经济计划与工业化描绘的蓝图上可以看到影子,对于未来科技的美好愿景与政治上的理想国构形颇为一致。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中,“科幻”的技术主义意味依然淡薄,而相比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其对科学技术的叙事近乎于科普文学,而小说的想象力并不能诉诸于更多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小说预期的读者群体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这也令科幻小说被许多人视为“儿童文学”门类中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讲,“小灵通”式的科幻叙事模式与国家文化机构推出的科学百科全书有着叙事手法上的同构性,“科普”与“科幻”的界限在这里是模糊的。事实上,叶永烈也的确是《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图书“最早、最年轻的作家”,这也是这位少年成名的作家颇为得意之事。[2]




  而当科幻创作一旦试图摆脱“政治正确”这一标杆的控制时,来自文学界内外的批判与争鸣就会接踵而至,80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中国科幻创作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与“告别革命”文化语境的出现,科幻小说才显现除了丰富的生命力与多样的文学图景。其中,个人化的写作姿态成了创作的主流,“硬科幻”、“技术流”等重科学而轻美学实践的科幻叙事被更多年轻读者接受,美国科幻风格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明显,似乎中国科幻小说与民族国家叙事的关联已不复存在。但在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中,这部被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水平”的大作,与中国之前的与欧美国家的作品相比,其以独有的魅力展现了科幻小说的中国立场与异质风采。


  当我们谈及《三体》的时候,多会沉醉于刘慈欣营造的宏达壮阔的史诗氛围与令人拍案叫绝的想象力。而当将《三体》置于当今时代的文化话语场域中,我们才可真正领会到刘慈欣的叙事“野心”与文本旨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三体》孕诞于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互搏击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纷争与融合空前激烈。刘慈欣并没有绕开当下社会对作家的“时代之邀”,“正面强攻”的叙事姿态令大量的象征与寓言笔法充溢于《三体》中。自晚清以降的科幻书写中对西方发达文明的向往与莫名焦虑感在《三体》中以寓言的形式折叠入刘慈欣的史诗叙事,尤为可贵的是,《三体》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与解释,这在我们对文本细读的梳理中便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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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宏大叙事:从异质对抗到超越“他者”
  《三体》的叙事始于叶文洁的故事,叶文洁向半人马座的三体文明发出信号,请求三体人消灭罪恶的地球人。[3]这一举动打开了宇宙战争“潘多拉的魔盒”,也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叶文洁身兼多种形象,身为著名科学家的她身居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却是个“文革”的受难者,而“阶级矛盾”在叶文洁这里被巧妙地转化为对人类的仇恨,环境危机受难者与“文革”的被迫害者形象聚合在她身上

  三体人收到叶文洁的信号后便派出舰队远征地球,而这一过程需要四百年的时间。在三体人的代表智子锁死人类科技进步后,人类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抵抗运动。经历“面壁计划”后的人类并未走出困境,而中国学者罗辑凭借“黑暗森林”法则与“宇宙社会学”原理将三体人暴露在野蛮的宇宙丛林中,才使地球人觅得了一丝生机。但面对更加高级的“神级文明”,地球人与三体人最终都未能逃过灭顶之灾。

  如果不将《三体》的故事置于民族寓言的叙事结构中,我们未免就太小看刘慈欣的“野心”了。在《三体》第一部原版封面上,赫然印出了“一部以光年为尺度重新解读中国现代史的作品”的宣传标语。[4]杰姆逊早就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5]也即,在后发国家的文化范式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向往与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常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在具体文本中。

  与三体人“一衣带水”而与之关系反复交错的地球人的故事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异曲同工,不少读者都发现了这一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构思。甚至,有读者将《三体》故事与中国近现代史相比拟,甚至认为:“三体世界既是日本的影射,更是近代以来妄图瓜分掠夺中国的东西方列强的共同象征。几位面壁人代表了近代以来爱国志士们的各种救国道路,中间发生的科技大进步代表洋务运动的虚假繁荣,黑暗森林战役则代表了甲午和辛丑的一败涂地,三体在威慑后的入侵代表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而罗辑使用黑暗森林法则建立威慑,自然也就代表了1949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特别是1960年代造出两弹一星之后建立起对东西方列强的威慑。罗辑的形象自然也就代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 [6]但在笔者看来,我们并不能将小说叙事与真实历史的轨迹刻意联系起来,“寓言”的存在形态依赖于具体叙事人物与情节,但也不应局限于文本设置的“圈套”之中。刘慈欣布下的“圈套”,一方面令读者在知识结构中获取可联想的资源,一方面又将这些资源抽象成话语符号,如果不能还原《三体》中寓言叙事的原型,则只能会在“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面壁人计划”、“维度打击”等大概念里服膺于作者的宏大构想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体》的寓言结构并不明显,但寓言的抽象形态却不难看出。在《三体》的叙事中,“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与带有对抗性的二元结构贯穿了全书。在三体舰队到来前的几百年内,来自外域的压迫感给地球人莫名的恐惧。而当太阳系的坐标暴露在“黑暗森林”里后,“神级文明”对地球人和三体人的压迫感更为严重。这种叙事主体面对现实与想象中的“他者”的焦虑感充斥着全书。颇为吊诡的是,“他者”的形象尽管逐步由三体人演变为更加强大的敌人,但主体始终扮演着“被冲击与被伤害”的形象,但与此同时,“自我”意识萌发后的叙事主体也会做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回应”与“反思”。这一“冲击—回应”的叙事结构令我们联想到中国在百年来面对西方影响时的历史轨迹。事实上,我们在刘慈欣的叙事中,也可以隐约窥到他所汲取的历史资源。

  《三体》的叙事资源来自历史本身,同时也是对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的试探性回应。[7]这些资源被刘慈欣巧妙地融合在“超级”宏大叙事的结构下。与宏大叙事也已解体的西方主流叙事不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目标始终是“彼岸的召唤”,另一方面,这笔“未完成的方案”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里显得更加棘手,使人不得不搬出民族立场来加以处理。如何对待这种矛盾,成了刘慈欣面对的叙事难题。好在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用一种更加宏大与多元的叙事结构来统摄文本,在这个“超级”穹窿下,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刘慈欣采用的叙事资源。

  其一,《三体》的叙事资源来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强烈向往。在《死神永生》中,三体人将地球人驱赶到澳洲狭窄的土地上,像呵斥牲口一样末世人类的生命。“智子”一度被地球人当成救世主来看。尽管“他者”的形象是隐匿或含混的,但其给主体带来的强大逼势却是明显存在的。

  其二,“十七年”时期文学中的力量感与国家强力意志被折叠进《三体》的叙事中。力量感在当下文学的缺失,是与时代环境有关的,但刘慈欣着眼的时代似乎不仅在于当下。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书写方式在《三体》中并不少见。从“面壁人”开始算起,面对外星人的入侵,硬汉形象成了刘慈欣落笔最多者。而即使在地球人迁移到外太空后,依然有托马斯·维德这样不屈不挠的“战士”,并不愿意在看似安全的屏障里度过余生,而是暗中制造曲率驱动引擎,即使最终被“大多人”审判,却给地球人留下了重生的火种。对于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精神,刘慈欣从不吝惜赞美。

  在这两种传统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刘慈欣用寓言的叙事形式展现了一种“超级”宏大叙事的可能。事实上,探究刘慈欣采用寓言叙事是否为刻意的行为已经没有必要。现象世界与经验世界的重叠式客观存在的,正如苏珊·伯克-默斯(Susan Buck-Morss)所述:“寓言是一种特殊的意义表达形式,但这形式不是艺术家自由选择作为自我表达的审美手段,而是外在世界强加于主体的一种认识律令”。[8]从这个意义上讲,寓言结构所塑造的“超级”宏大叙事在对传统启蒙意识的超越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新的叙事能动性,刘慈欣借助传统文学资源来进行的这次叙事实验,不啻为一次可贵的探索。

叙事空间逐级扩大:超越“时间征服空间”论

  在中国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冲突的语境中,这种冲突的张力时常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冲突。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一旦植入后发国家的土壤,“时间征服空间”便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当中国社会文化一日千里地向西方提供的目标大步进发之时,也是中国落入西方提供的时间意识的圈套之日。这直接导致了面对时间逼势的焦虑感与对自身空间的局促感,在后发国家里,这几乎是个无法抗拒的宿命。 [9]

  在《三体》的叙事中,每当叙事主体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的威胁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对时间的焦虑感。这种急用走向发达科技与文明世界的急迫感并非叙事主体自然生发的,而是被“他者”硬生生植入的,但却在本体内生成了对未来的想象。在后发国家的文本中,“欠发达的现代主义被迫建立在关于现代性的幻想与梦境上,和各种幻象、各种幽灵既亲密又斗争,从中为自己汲取营养。

  《三体》故事中的核心矛盾并不固定,“冲击—回应”式的结构令它随着文本叙事的进展而不断扩大。起初叶文洁面对“文革”的阶级斗争,现实还足够撑得起文本的想象力。而随着刘慈欣叙事的不断深入,地球人面对的是三体人的入侵,星球间的矛盾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矛盾置换的过程中,三体人抛给了地球人一个“时间表”,在“危机纪元(公元201X年——2208年)”时代里,地球人的航天技术被锁死,只好启用“面壁人”计划,试图开掘更广阔的的生存空间。在这期间,叙事空间的主体由民族国家意识转变为人类意识。而到了《死神永生》中,“智子”将地球人驱赶到澳洲孤域中,又给了残存的人类“死亡倒计时”。这种对时间的紧迫感充斥在文本当中。[10]

  在“广播纪元(公元2272年——2332年)”开启后,地球人和三体人唇亡齿寒,叙事主要矛盾焦点落在了如何面对茫茫宇宙更高级文明的打击上。“掩体”计划成了叙事主体不得不选择的道路,但这一次空间的扩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永远的安宁,在“掩体纪元(公元2333年——2400年)”的末期,人类依然没有逃过被“二维化”的悲惨命运。但好在程心与艾AA借助曲率驱动引擎逃离了“掩体”,向更加广阔的宇宙进发,才得以幸存下来。而这一次叙事空间的扩大,也使主体获得了全新的想象力。值得庆幸的是,刘慈欣始终给叙事主体以“中华形象”,无论是早期的叶文洁、罗辑,还是后期的关一帆、程心,这些“死神/救世主”式的人物都是中国人,其“中华形象”不只在于他们的中文名字,更重要的在于其性格特质皆带有中华文化的影子。被称为“圣母”的程心,在《三体》后期算得上是牵连主线的人物,却在所谓的“善良”与“和平主义”里一次又一次摧毁了种族和文明,这里面是否带有刘慈欣对传统文化的暗讽,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三体》的叙事主体始终没有游离开“中华形象”,在这颇为有趣的构思中,我们似乎可以嗅到刘慈欣创作时的一种情结:对中国历史与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认同感。在这样一种对本土立场的强调上,我们才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科幻小说不同的风貌。

想象另一种可能:在两种现代性的角力中寻求突破

《三体》电影中章北海剧照

  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后发国家在物质与科技上的匮乏时常以更强大的精神姿态来弥补。“硬科幻”意味的缺乏,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通病。“科普”色彩的失落意味着向西方现代性全面转移的可能,带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幻小说则日渐式微。但在《三体》的叙事中,我们惊异地发现,“中华形象”不仅没有消弭,反而被大肆渲染,更夺人眼球之处在于,刘慈欣的“红色情结”颇为浓重,甚至有读者成他在政治谱系上有较严重的偏左意向。不得不说,“红岸基地”、“唐”号航空母舰等叙事元素对中国军事与科技力量的认同令中国读者热血澎拜,太空舰队红旗招展的景象令人神往。而来自委内瑞拉的“面壁者”二号雷迪亚兹简直就是查韦斯的翻版,尽管在文本中他被叙述成查韦斯的继承人,在现实与虚构的交叉点上,刘慈欣的“红色情结”还是相当明显的。其实,结合刘慈欣的成长年代与工作环境,我们并不难理解他对社会主义于民族主义的偏爱。



  但这种偏爱并不意味着刘慈欣就一头倒向左翼的立场。暂不说左右之争本来就界限模糊,关键是《三体》的叙事所承载的能量并不必要用具象的政治坐标进行衡量。《三体》叙事的含混与多元就在与此。事实上,刘慈欣一方面方面他对红色革命带有一种情怀式的情绪,一方面又对有着无线进步观念的西方现代性思路抱有兴趣,这种矛盾思维贯穿《三体》文本叙事的始终。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这样脍炙人口的小说名言了。《三体》中所展示的对“他者”的态度,固然有畏惧以求自保的意味在里面,但也有像托马斯·维德、程心这样的原意向星辰大海的渺茫世界征服的强烈情绪。

  然而,在这两种叙事倾向面前游移不定的刘慈欣还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无论是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诱惑,还是来自后发国家的民族立场,他们都是一种话语上的资源备选,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元抉择。面对多元现代性的选择,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曾指出,西方社会所沿袭的现代性传统是一种时间上的线性叙事,而在非西方的文化里也有着自己独有的时间意识。这种所谓“另类的现代性”(Alermative Modernity)往往与本民族文化与政治气候息息相关。

  在《三体》叙述的时间观里,欧美国家科幻小说中的“末日审判”“人类灭绝”等线性终结意识被改写了,当大宇宙坍塌后,程心与关一帆在“647宇宙时间线(公元18906416年——)”的新的时间轴上等待着新生宇宙的诞生,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终结意识的超越。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时间多被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结构,而非线性运动的结构,刘慈欣也沿用了这一中国传统观念。当然,刘慈欣在《三体》的结局上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场景,也有读者认为正是程心留下了五公斤中的地球信息,才使回归运动失败,宇宙最终陷入一种死寂,真的是“死神永生”了。我们并不拒斥对这种可能的讨论,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开放式叙事,才使《三体》有了独有的魅力。在后发国家的科幻叙事中,留出这样有反思余地的创作,才让科幻小说有了孕育更多思想启迪与文学能量的可能。

  韩松曾言:“理解中国科幻,成了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把钥匙。”《三体》在继承传统叙事资源的基础上,用“超级”宏大叙事结构与寓言式写作,直面了后发国家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与全球化挑战中的问题,这种所书写的症候也孕育了对未来历史进程的推测。这种尝试不仅局限在文本内部的叙事实验,也提供了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新的思考。

(黄帅,笔名黄西蒙,澳门大学文学硕士。)


注释: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与陆士锷《新中国》等早期科学幻想小说虽然文辞粗糙,却想象力丰富,虽未成为后世文学之主流,但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影响。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称其“所论所述,也深饶历史文化意义”,更是“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王德威将科幻小说视作晚清民初不发达的几个文类之一,成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一种。
[2]在新华社对其的一次采访中,叶永烈表示“《十万个为什么》是我一生的财富”。资料来自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8/14/c_116943595.htm ,新华网2013年8月14日。
[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体》最初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的时候,便以叶文洁的故事为开头。或许出于政治审核的考虑,在后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中,这个开头被置换成大史去找汪淼的故事,而叶文洁的故事列在了第七章。而《三体》在台湾猫头鹰出版社时,延续了大陆版本的结构。但大多读者显然更喜欢“文革”叙事作为开头,这个现象值得一提。
[4]同样,出于莫名的原因,在《三体》第二部与第三部的封面上,这个“定义”便被拿掉了。
[5]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523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陈慕雷:《三体》中的暗喻与影射,观察者网,2012年11月17日。http://www.guancha.cn/ChenMuLei/2012_11_17_119433.shtml
[7]“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轨迹与后发国家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就本源或者本质而言,“现代性”(modernity)源自西方学脉,其意义发端于西方的理性传统。从较早的康德开始就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把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树立起一种人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社会立法的现代性精神。此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界定现代性,既承认现代性的积极作用,肯定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所带来的进步,又批判现代性的病态(如异化问题)。而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而理性化表现在文化、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在波诡云谲的二十世纪文论界中,后现代主义者们也在对现代性进行着他们的思考,如福柯便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理性的压抑,启蒙的理性神话掩饰了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利奥塔则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宏大叙事;哈贝马斯将其视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等等。在西方思想家那里,现代性带有双面的维度,既有理性的永恒精神,又有对压抑和异化的反抗性;既是内容极为丰富的“宏大叙事”,又是“合理化”的各种具体事物;既隐含恒定,又融合过渡。在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场中,现代性被许多学者植入了新启蒙式的向西方全面敞开的立场。但汪晖、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强调现代性内部的二元性,大力提倡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立场,试图衍生出一种与西方现代性对抗的东方的现代性模式。而在文学领域,现代性则被王一川、王岳川等学者赋予更多东方审美主义的色彩。为了防止概念混淆,在此需要注明的是,在笔者的文章中,采用对现代性的经典解释,即康德、马克思以来所构建的对现代性作为一种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的理解,而不站在后现代立场上评判这一现象。
[8]Susan Buck-Morss: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London:The Free Press,1979).
[9]“时间征服空间论”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已有不少学者提及,代表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John A. Agnew在城市景观现代性研究中主张将时间空间意识的对立看成一种现代性的症候。John A. Agnew,:Place and Politics: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Boston::Allen and Unwin,1987).
[10]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304页。

编辑:林香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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