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是如何风行中国的?

暇琐 2019-09-16 06:02:33

2011年3月份,仅仅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就超过了15万。同年11月,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姚海军透露:《三体》系列销量已经达到40万册,这是自1983年以来,不管在销量还是口碑上,都是国内原创长篇科幻作品中最好的。

2015年8月23日,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

来自亚马逊的数据显示,自23日获奖以来,《三体》系列的分册与套装销售涨幅超过10倍,并多次获得单小时销量冠军。在淘宝指数上,23日当天,《三体》的搜索量会出一条接近90度的陡峭直线,搜索指数高达7207,而平时的搜索指数仅为400到800,销售量也随之增长数十倍。


2016年8月21日上午9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8月21日中午左右,郝景芳获奖消息在媒体上传播后,京东商城上相关图书订单激增,截至22日中午,销售数量是获奖前日的近千倍。《孤独深处》《去远方》两本书成为22日京东图书销量最高的两种商品。

此外,这两部作品的电影翻拍工作都已开始进行。



在我所做的问卷调查中,“您第一次阅读科幻作品是在哪一年?”的答案集中在2005-2015年;“您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或者说关注)科幻作品是在哪一年?”的答案则集中在2015-2017年。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科幻作品的获奖是否是“科幻热”的直接原因?或者说,至少是非科幻迷购买阅读的动因?之前科幻作家和作品获得的国内奖项不知凡几(如《科幻世界》主办的银河奖、星云奖),为何却一直未引起大众关注?当然,这些国内奖项基本都是科幻圈内的奖项,受众有限。那么,中国科幻作品为何迟迟未能获得主流文学认可(至今中国仍未有科幻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类;诺贝尔文学奖倒是在1974颁给了瑞典诗人哈瑞·马丁松的科幻作品《阿尼阿拉号》)?为何直到近年才出现大众化趋势?最后,如果说“科幻热”归结于“世界级奖项”有失偏颇的话,近年来的“科幻热”究竟该如何解释?




全球化浪潮



从开头的新闻可以看出,两人的获奖引发了两人作品的热卖;从我的调查问卷中也可以看到,近两年才开始关注科幻小说、有意识去寻找阅读的人占绝大多数。似乎国内的“科幻热”与“雨果奖”不无关系。

国人重视“外国奖项”,更确切的说是重要的世界级奖项并不能简单概括为“崇洋媚外”。“雨果奖”有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获得奥斯卡奖、诺贝尔奖,意味着作品在世界维度被认可;反过来说也是在追寻认同从而获得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相似——旧式大家庭中的女性通过斗莲(“莲”即三寸金莲)这种对女性压迫的活动而获得在家庭中的权力。

说到底,这波酝酿已久的热潮,获奖只不过是其真正原因——全球化——的细小分支。

全球化浪潮从两方面起作用:



1.外国的科幻小说及电影进入国内,国人开始对科幻有更深入和广泛的了解。国内读者开始被科幻的魅力吸引;国内作家借鉴国外作家的写作内容及方法。在我的问卷中,国外科幻小说比国内科幻小说更能激发人们对科幻的兴趣。

2.打破语言障碍。莫言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曾表示,莫言的作品在被翻译成瑞典文时,确保了原汁原味;刘宇昆对《三体》飞出娘子关走向世界亦功不可没。中国的科幻作品得到更好的翻译,更多的被译介到国外,进入外国读者及评审视野,有了获奖的可能。之前的作品未必不如《三体》或《北京折叠》,只是缺乏机缘。最终,获奖消息促进国人对科幻的关注。

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全球化并未退潮;相反,它日益细密的触角正深入科幻小说这样的边缘地带。




国民科学素养



科幻小说在英语中的对照词为science fiction,当译为“科学小说”;“科幻”一词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译自苏联,是“科学幻想”的缩称。以今日“科幻小说”的概念回溯中国古代,难觅其踪,唯见神鬼。这与中国古代轻视科技的传统有关,因而中国科技一直未有长足发展,更谈不上科幻小说的创作。

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国内原创科幻小说及国外作品译本,如《月球殖民地小说》、鲁迅先生翻译凡尔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其主要目的在于科普民众,“科学救国”。然而科学发展并未实现,且当时中国有许多更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现实主义小说占主流,科幻小说亦仍旧处在边缘地带。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幻小说低龄化,主要对象是少儿群体,想象奇幻,却缺乏人文关怀和思想的严肃性。如《从地球到火星》、《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之相吻合的是,在我问卷中40岁以上的群体关于“您第一次阅读科幻作品是在哪一年?”和“您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或者说关注)科幻作品是在哪一年?”的回答集中在其青少年时期。这是科幻小说地处边缘、始终未能进入大众视野与打入主流文学的另一重要因素。

而近年来中国的科技腾飞举世瞩目,国人对科技的关注度也在上升。民国以来的科幻小说,按今天的说法,主要是《北京折叠》这种“软科幻”,如老舍的《猫城记》,对现实的隐讽喻影射大于未来科幻畅想和科学理论建构。将目光移至国外,《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虽有对现代诗歌和科层制度的嘲讽,但更主要是靠情节和理论推动,仍属于“硬科幻”范畴。显然,刘慈欣的作品是“硬科幻”,从近年其作品的畅销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说:中国的科技成就引发国人对科技的关注从而促进科幻小说的畅销。但事实上,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科幻小说是双生花,其共同根源在于国民科学素养整体提升。

国民科学素养整体提升的三大功臣是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和互联网。

计划生育提升了女性就学率,女性比以往更有可能接受科学知识教育,国民科学素养性别上的失衡有所改善。还以目前中国的科幻小说为例,不仅女性读者群体在扩大,还出现一批女性作者(如郝景芳)。

义务教育的普及扩大了基础科学素养的受众。

而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达到53.4%,仅次于电视;在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中,高达91.2%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




娱乐盛景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李景富说,影视化作为科幻有效的产业化转型方式,承担着将中国科幻推向世界舞台的责任。不少人预测,未来五至十年,超过《战狼》票房奇迹的“爆款”会是一部科幻电影。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部作品以广播剧起家,后来发展成包括五本书的“三部曲”,拍成电视连续剧。2001年,亚当斯因心脏病猝发离世——此前正在与好莱坞制片商合作,共同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搬上银幕。2005年4月29日,由迪斯尼公司拍摄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正式公映。首映周便获得二千一百七十多万美元,成为当周北美票房冠军。

综观一系列在中国上映的科幻电影如《阿凡达》《变形金刚》,大部分取得可观票房。而在我的问卷中,“如果《三体》或《北京折叠》拍成电影,您会去看吗”的否定回答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可以预测的是,电影的翻拍将引发新一波的舆论热潮,反之也必将促成原著热销的梅开二度;由此,科幻小说将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其实不论是科幻电影还是科幻小说,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都因满足了科技时代国人对精神娱乐的迫切渴盼而获得成功。




城堡即将落成?



实际上,前面总结的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主要是针对“硬科幻”而言。“软科幻”的科学色彩较弱,倒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意味,似乎与国民科学素养并无太大关系;而如果说把《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为代表的靠幽默取胜和《三体》为代表的靠雄奇取胜的科幻小说作为消遣娱乐尚说得过去,那么《北京折叠》引发的广泛阅读和讨论又如何解释呢?众所周知,看《北京折叠》并不能给人带来快感,甚至只能带来压抑和恐慌。难道读者都是受虐狂吗?


在我的记忆中,在2015年,年知乎上悄然兴起“阶级固化”的言论,迅速席卷整个网络。我看到的第一篇是知乎大V“肥肥猫”的回答,后来这篇回答被放在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题为《城堡即将落成: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的中国社会》。我的问卷呈现的时间段与我的记忆完全契合:人们第一次听到“阶级固化”言论的时间集中在2015-2017年。

将视线转回《孤独深处》,其中的《北京折叠》《深山疗养院》《孤单病房》《拖延症患者》都在从不同维度对“阶级固化”进行描述和回应。《北京折叠》直观呈现了分层和固化后的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割裂;《深山疗养院》展现的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维持自身阶级的巨大焦虑;《孤单病房》显示了巨大焦虑下人的异化及唯一缓解办法——依靠机器生存;《拖延症患者》展现的无非是《深山疗养院》里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前焦虑时代”;换句话说,身为学生的他们还没有进入分层的社会,但社会的端倪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他们可以敏锐的感知到这种可能的未来,“拖延症”背后依旧是深深地焦虑——你为什么对自己在DDL那天才完成论文有深切的负罪感和自责?因为你觉得自己完成粗糙、不够积极、拿不到高分、落后于别人,你害怕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找到好的工作,在阶层中难以跃升甚至难以维稳,甚至开始幻想阶层掉落的凄惨结局。恐慌和焦虑袭来,怀疑和虚无接踵而至,导致消极和拖延的恶性循环。《拖延症患者》里有一段心理描写生动的展现了这点:

“他焦虑得无法呼吸,快要跳起来撞墙。他觉得自己一定会失败,整个晚上将这么坐下去,什么也弄不出来。然后明天无法开题,导师和其他请来的老师会非常不快,老师们会嘟着脸坐着,导师会非常下不来台,恼怒中会犀利的讽刺他给组里丢人,然后这两年都会给他小鞋穿。然后他会毕不了业,肄业退学之后只有本科学历,找不到工作,混在北京城,不敢回家。没有女生会看的上他,找不到老婆,没车没房,到最后只能流落街头,乞讨时被人拍照转载到微博上:高材生不思进取、咎由自取。”

其实早在2005年,刘慈欣已在《赡养人类》中对阶层分化意有所指。如果这些言论和作品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定有某种现状促使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说,作家创作必有其创作意图,而其创作意图必来源于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好的作家能够准确把握时趋,反映时代风貌。如果阶级分层和固化的趋势无关痛痒的话,优秀的科幻作家为何能敏锐的捕捉并加以思考和呈现?其作品为何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呢?所以说,中国近来风行的这一类“软科幻”不过是对“阶级固化”言论的形象表达,而社会上阶级趋于固化的现状则是这一言论风行的原因。

更有趣的是,阶级分层和固化在科幻小说的作者本人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繁华中央》和《弦歌》中,郝景芳无意中泄露了个人在古典音乐方面的品味。这种道具和现代主义文学中引用T.S.艾略特的诗歌一样,都是为“特定人群”开放的。

开学时,格非老师曾在演讲中调侃称,暑假有家长带着孩子见他,说想让孩子学物理系。格非老师很诧异:难道物理系已经取代经管成为热门了?家长道出真相:这样孩子以后就可以和郝景芳一样走写科幻小说的路子。郝景芳作品的热销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本人的“成功经历”不无关系;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渴望从其经历和作品中找到实现自身跃升的秘诀。

反之,“软科幻”为表征的阶级固化言论对社会上的阶级固化趋势是否有影响?

前文提到的肥肥猫在那篇文章的篇首提到:

本文在知乎上获得三万赞同,上百万阅读,也引爆了一些争议。许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评论者告诉我,他们自己各种阅读、经验、体会完全与本文指向了同样的结论。

但很多评论者,尤其是学生,不愿接受这个结论,这也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精英阶层的洗脑产生了效果。

而我得出的结果却与之存有出入。当时我做问卷时由于第一版有bug,就复制了一份进行修改。第一版投放的微信群主要成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和我的高中同学;第二版则让我父亲帮忙投放,填写人员的差异性更大。有趣的是,第一版(主要是我的朋友)相信的人更多;而第二版(主要是我父亲的朋友)相信与不信各占一半。再看整体数据,我的同龄人(学生和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年轻人)相信阶级固化的人更多,而中老年人(早已步入社会甚至退出社会舞台的)则几乎无人相信阶级固化。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提出,宗教价值观尤其是与清教有关的那些价值观,对于缔造一种资本主义眼光而言至关重要。他坚信人类的动机和理念是变迁背后的动力,观念、价值和信仰具有推动转型发生的力量。中老年人真的迟钝到对社会没有察觉或者顽固到拒绝承认吗?还是说社会目前呈现的趋势不过是由我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对相应言论认可、流布和加强的结果?主要在“公平”“共产”价值观教育下成长的父辈在年轻时大抵很难想象在他们子孙年轻时会出现虽已被官方否定的某驱逐政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