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科幻小说《化石》连载47

聿北科幻 2018-11-27 12:21:15

在一位女性法警的搀扶下,已经112岁的卓采薇住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法庭,坐在证人席的座椅上。座椅前端的围栏上已经布置好了3个话筒。

在审判长聂居正的主持下,完成了证人作证前的基本程序。

“卓老,您现在感觉还好吗?”呼延可问。

“很好。”老奶奶回答。

“您能告诉我们,1928年4月1号那天发生的事吗?”呼延可问。

“1928年4月1号那天,我、戈木兰还有燕芳灵,我们3个人,代表民国庆龄儿童救助会,在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下面募捐。当时我和燕芳灵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那时我俩才18岁,戈木兰比我俩大16岁,我和燕芳灵都叫她木兰姐。我们3个人完全是凭着爱心在民国庆龄儿童救助会帮忙,没有任何报酬,有时连工作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1928年4月1号那天,我看到一个西方人走到我们这里,手里拎着一个皮箱。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戴眼镜的西方人有点奇怪,个子不高,鼻子很大,嘴上留着胡子,看皮肤和面孔有点儿像个小孩,说出的话我和燕芳灵都听不懂,听嗓音也像个小孩儿。那天他捐了20枚银元。”

“这件事发生在94年前,您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呼延可问。

“20枚银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那阵子连续好多天也只募到很少一点儿钱,还不到5枚银元,可是那个自称‘伍克’的西方人居然一下子就捐了20枚银元,这个举动让我们3个女生都很吃惊。后来我们3个女生还经常提到这事。我记得这事,还有一个原因,我和燕芳灵听不懂伍克说的话,可是木兰姐却能听懂。我曾经问过木兰姐,那个伍克说的是哪国话,木兰姐说,伍克说的就是中国话。我和燕芳灵就经常开玩笑,说木兰姐和伍克是心有灵犀。万万没想到,木兰姐和伍克到后来还真的成了夫妻。”卓采薇尽管已经112岁了,可是说话依然很清晰、流畅。

“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外国人叫伍克的?”呼延可问。

“当时他在记录本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就是‘伍克’,木兰姐在旁边写了‘貮拾枚銀元’5个字,后来我又在下面写了‘民國十七年四月一日’。这个本子我一直保留着,这次也带过来了。”卓采薇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戈木兰。戈木兰熟练地把本子翻到一页,看了看,把本子递给那位女法警,女法警接过本子又递给了审判长聂居正。

“现在大屏库上显示的就是这个本子上有伍克先生签名的那一页。”呼延可说完,旁听席503人全都望向大屏幕。人们第一次见到了伍克先生的亲笔签名,而且是94年前的签名。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才12岁的西方少年就能写出那么秀气的汉字。

“卓老,您能说说小贷基金的事吗?”呼延可问。

“可以说,‘小贷基金’是木兰姐一手办起来的,非常成功。如果没有‘小贷基金’,那民国庆龄儿童救助会也将逊色一大半。木兰姐要我专门负责‘小贷基金’的会计和账册保管,我也尽心尽力去做。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小贷基金’总共为8139名符合条件的穷苦儿童提供了50377笔小额贷款,贷款总金额519118块银元。93%的贷款都能获得按时偿还。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小贷基金’停止运作,全部资金都用于支持前线抗战。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还继续利用业余时间为‘小贷基金’做会计和账册保管。‘小贷基金’的所有账册我一直保管到1981年7月,此后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卓采薇对“小贷基金”的描述如数家珍。

“卓老,那个时候,您是否知道,‘小贷基金’500个银元的启动资金是伍克无偿提供的?”呼延可问。

“不知道。木兰姐一开始就说,‘小贷基金’500个银元的启动资金是某一爱心人士无偿捐助的。我还开玩笑问过她,是不是那个‘伍克’捐助的?木兰姐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我也只是随便开个玩笑,没想到还真是伍克捐的。‘小贷基金’的想法就是放到现在,也很超前,国内一般人还真没这个想象力,也没这个魄力。”桌采薇说。

“卓老,您和戈木兰共事期间,有合影吗?”呼延可问。

“有。就是这张照片。”卓采薇说完,从提兜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呼延可。

“请大家注意,现在大屏幕上呈现的就是卓老刚才拿出的这张照片,请合议庭过目。”呼延可说完,把照片递给那位女法警,女法警接过照片又递给了审判长聂居正。

呼延可接着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照片是1931年10月5号拍的。那天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到民国庆龄儿童救助会来视察,特意表扬了‘小贷基金’,临走前,还跟‘小贷基金’的管理者和受益人代表合了影。宋子文左手边坐的就是戈木兰前辈,宋子文右手边坐的就是卓采薇前辈。那时,燕芳灵已经嫁给一个法国人,去欧洲了。这张照片除第一排外,后面的三排都是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小贷基金’帮助的人。最后一排最右边的那个人叫夹谷闻,明天下午我讲到伍克在衡阳的经历时,还会提到这个人。夹谷闻旁边的这个人叫桓栋梁,也是‘小贷基金’的受益者,如今已经98岁,他也被我们邀请到广州,现在正在法庭外的休息室等候。如果法庭允许,现在就可以请桓栋梁老先生出庭作证。”呼延可说完,把目光投向了审判长聂居正。

审判长聂居正和左右两边的审判员戎马威、人民审判员龙斗丽低语了几句,说道:“考虑到这位证人与本案关联不太大,暂时不用出庭作证。”

“卓老,您还有什么要对法庭说的吗?”呼延可问。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小贷基金’停办,我和木兰姐就没再共事了。1939年5月的一天,我在南京路一家法国餐厅曾见到木兰姐和一个比她年轻的西方人模样的小伙子共进晚餐,很亲密的样子。那时木兰姐已经45岁了,我都不知道木兰姐是否已经结了婚。现在想来,那天我看到的与木兰姐共进晚餐的人应该就是伍克。1940年7月,我见报上说木兰姐当了‘中华儿童亲善救助会’的会长,当时我很不理解,木兰姐为什么要做那个会长呢?为什么要跑到汪精卫那边去呢?直到1983年5月20日,我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那篇报道,才知道木兰姐原来一直都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那篇报道使我认定,木兰姐的丈夫‘化石’同志一定就是1928年4月1号那天我们遇到的捐出20枚银元的‘伍克’。我就说这么多。”卓老说完,可能是嗓子发干,轻微咳了两声。呼延可一挥手,潘前进立马端过一杯温水,卓老摆了摆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卓老吗?”呼延可问。

“请问卓老,你来到广州以后,与伍克见过面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我前天中午到广州,当天晚上就见到了伍克先生。我们俩一见面都激动得哭了。”卓老回答。

“您能确定,您前天晚上见到的106岁零9个月的伍克,就是94年前12岁零3个月的伍克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能,能确定。当时我没有问他,还是他主动说的。伍克对我说,他还记得,1928年4月1号那天,他见到我们3个女生,我当时左耳带着一个小耳环,右耳没有带。我当时一听就很吃惊,那副耳环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那天我确实是丢了右耳的耳环,当天晚上我才发现。左耳带的那个耳环我还一直保留着。”卓老说得有些兴奋。

“刚才您说,伍克说的话您是听不懂的,那伍克是怎么告诉您丢耳环的事的?是用手写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哦,是这样的。见伍老之前,呼延可律师就跟我讲,伍老讲话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她给伍老搞了一个高科技产品,说叫什么,哦,‘小叫兽’,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说可以把伍克讲的话翻译成别人都能听懂的语言。等我一见到伍克,果然这个东西很灵验,伍克自己说的话,我还是听不懂,可是,从那个‘小叫兽’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我就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听‘小叫兽’说话的嗓音,和伍克先生的嗓音一模一样。我刚开始还有点怀疑,那是不是伍老说的话,等那个‘小叫兽’一说到我丢掉右耳的耳环,我吓了一跳,这件事连我老伴、我女儿、儿子、孙子们统统都不知道的呀。我这下彻底相信了,前晚我见到的伍克,肯定就是94年前见到的那个伍克。”卓老说完,还特意扬起下巴,抿着嘴,微微点着头。显然,卓老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

审判长聂居正和左右两边的审判员戎马威、人民审判员龙斗丽低语了几句,说道:“对于卓老,我们合议庭这边没什么问题了。看看双方律师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卓老,94年前您就见过12岁零3个月的伍克,如今您又见到了已经106岁零9个月的伍克。如果有人要剥夺伍克先生做人的资格,您怎么看?”呼延可问。

“如果说94年前捐出20枚银元而且还能写下‘伍克’两个字的那个小孩儿不属于人类,如果说94年后还能回忆起我当年曾丢掉一只耳环的老人不属于人类,那一定是我们人类本身出了问题。”卓老说完,特意扭头向韦正的方向厌恶地瞪了一眼。

“我想问呼延可律师,你们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位证人的呢?”原告律师韦正问。

“听完伍克先生的陈述,我立即就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请求他们帮忙查找上海市100岁以上的叫卓采薇或者叫燕芳灵的女性,结果很快就查到了112岁的卓老。当然,我手头还有证明卓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的医学证明,被告律师,你们要看吗?”呼延可说完,一脸鄙视地盯着韦正。

韦正摇了摇头,并坐回了座位。

“请被告证人卓采薇退庭。”审判长聂居正说完,那名女法警小心翼翼搀扶起卓老,迈着小碎步,缓缓走出了法庭。呼延可也坐回了座位。

“今天是庭审的第二天,结束之前,双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判长聂居正问。

这时坐在原告席上的韦正举起了右手。

“原告律师,请说。”审判长聂居正说。

韦正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道:“上午听被告律师讲伍克乘船到上海这段经历,真是离奇呀!一个12岁的小男孩儿,居然能用蒋干盗书的计谋,让4个大男人起内讧,不费吹灰之力先弄死3个,最后再用那把短刀杀死日本人石原敬尔。如此周密的计划,如此果断的行动,这岂是一个12岁的人类小男孩所为?”韦正特意把“人类”两个字说得特别重,特别慢。

呼延可一眼就看出来,原告律师今天一整天都没怎么讲话,他自己也觉得太难看,有点儿说不过去。在今天的庭审结束前,韦正鼓起勇气做一点儿无谓的抵抗,也只是给他的委托人做做样子而已。呼延可嘴角略过一丝轻蔑的微笑,缓缓说道:“因为一个人表现过于优秀,你们就要剥夺人家做人的资格吗?按照你们原告的说法,你们也要被剥夺科学大师牛顿、爱因斯坦做人的资格吗?你们还要剥夺篮球之神乔丹做人的资格吗?你们还要剥夺短跑之王博尔特做人的资格吗?天底下哪有这样荒谬、这样无耻的逻辑?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人和人的差距,有的时候要大于人和类人猿的差距。原告律师,不要因为你们自己平庸,不要因为你们自己缺乏见识,就想剥夺那些优秀者做人的资格。我奉劝你们,趁早缴械投降,否则到了最后,我会让你们输得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不信?咱们走着瞧!”最后一句,呼延可突然提高了嗓门儿,同时伸出右手食指,愤怒地指向两米外的韦正。这一幕,再次被直播画面捕捉到,给了一个特写。此时,旁听席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延可让这个姿势保持了大约5秒钟,然后快速收回手臂,回到座位上。

“原告律师,是否需要亲眼看看被告刚才提交本法庭的各项证据?”审判长聂居正问。

“不用看了。”韦正回答。

“本案第二天的庭审结束,明天继续。”审判长聂居正说完,就和审判员戎马威、人民陪审员龙斗丽以及书记员訾亚婵退庭。

第二天的庭审直播到此结束。

呼延可刚一走出法庭,记者们一下子就围了上来,还好,都被8名壮硕的保镖挡在外围。这一次,记者们似乎商量好似地,没有七嘴八舌,而是一个一个来。

“呼延可律师,您在今天上午的庭审中,提到伍克先生的身世与沙姆巴拉洞穴有关,下午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还有尼泊尔,都宣称在各自境内发现了沙姆巴拉洞穴,请问呼延可律师,您说的沙姆巴拉洞穴到底在哪里?”第一个记者问。

“我上午提到所谓沙姆巴拉洞穴,是转述伍老的陈述,而伍老是转述保罗•穆勒的说法。伍老本人并不在意这种说法。至于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究竟在哪里,伍老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呼延可回答。

“数学家丘成桐先生下午在网上发表观点,他说看了今天上午的庭审直播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把数学家冯•诺依曼给自然数下的定义与中国古典的《道德经》联系在一起。丘成桐先生说,一名还不到7岁的小孩子居然有这样深刻而灵动的思维,实在难以想象。请问呼延可律师,伍克先生真有这么厉害吗?”第二个记者问。

“我的委托人伍克先生的确很优秀,从小他的智商就远远超出一般儿童的平均水平。如果说他不是人,那他只能是神。”呼延可回答。

“呼延可律师,您上午说伍克是周恩来的义子,中午,网上出现了几位党史专家的质疑,他们说仅凭1983年5月20号《人们日报》的一篇报道,以及伍克本人的陈述,还不能断定伍克就是周恩来的义子,甚至也不能断定周恩来曾在德国认过一位义子。请问呼延可律师,您是否还掌握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伍克是周恩来义子这样的说法?”第三个记者问。

“我相信我的委托人伍克先生,我相信伍克就是周恩来的义子。我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如果有谁掌握了伍克是周恩来义子的相关证据,希望他能与我联系,不胜感激。当然,这方面即使没有出现更多的证据,也不应该影响到本案的判决。”呼延可回答。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钟,德国犹太人组织发表声明,雅各布••亨利和桑德拉•皮埃尔夫妇均死于达豪集中营,死亡时间是1945年4月27日。他俩属于达豪集中营最后一批死于毒气室的被囚禁人员。针对伍克的叔叔和婶婶这样的结局,您想说点儿什么吗?”第四个记者问。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迫害,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的委托人伍克先生也是纳粹的受害者,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为的就是彻底消灭包括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在内的一切黑暗势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正视历史、重温历史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感谢德国犹太人组织及时发表这一声明。”呼延可回答。

“呼延可律师,您上午提到伍克先生早年创作的3首炸歌,下午这3首炸歌已经被网友谱曲后唱遍互联网,您是否介意他们在商业演出中也唱这些炸歌呢?”第五个记者问。

“只要不违反中国的法律,我都不介意。但是,我希望用炸歌挣钱的人能把挣来的钱拿出一部分行善。”呼延可回答。

“呼延可律师,原告律师韦正先生刚才发表了一份声明,号召全世界反尼派团结起来,严守人类界限,维护人类尊严。请问呼延可律师,您对此有何评价?”第六位记者问。

呼延可微笑着回答:“如今全世界挺尼派和反尼派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双方的对立也大大减弱,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人类社会的幸运,我乐于见到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守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美好遗产。原告和原告律师举着红旗反红旗,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大家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眼下只有绝望的挣扎,他们必将遭到人类正义力量的唾弃!”

“呼延可律师,您今天一整天的呈现,总共使用了271张漫画,说实在的,那些漫画做得太精美了。另外,周恩来、朱德他们4个人在勃兰登堡门前救伍克那段还用了三维动画呈现,也很棒。还有,您在演示过程中,似乎没有使用遥控笔就能远距离控制演示内容,请问是哪家公司为您的呈现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七个记者问。

呼延可知道,这位提问的记者是厍智光安排的。她微笑着回答:“广州化石科技有限公司帮我完成了所有的漫画和动画,还帮我在电脑里植入了电子秘书,使电脑可以自动配合我的口头讲解,自动安排屏幕上演示的内容,不需要我使用遥控笔,甚至也不需要专门制作PPT。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可怕的消息,我和我先生厍智光都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呼延可一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

在保镖的护送下,呼延可拉着左瑶上了那辆加长版的黑色轿车。

庭审第三天上午,呼延可呈现了伍克在上海的第二段经历,其中涉及到1932年4月29日伍克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1934年12月17日伍克在戈木兰指挥下果断杀掉叛徒通摆渡的过程,直到潘汉年的出现。下午,呼延可呈现了伍克在衡阳的经历。

距离当天庭审结束还有30分钟。

呼延可扫视了一遍旁听席,说道:“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1934年12月17日当天,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央红军收到的一封电报原件的影印件,电报内容是:‘酒。由莫斯科来上海执行发报任务的通摆渡已叛变投敌,刚被处决。此套密码自本报文发出后自动失效。’这应该是当时译电员的笔记,可惜我们没能查到这位译电员的名字。请大家继续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央红军发出的一封电报原件的影印件,这份电报是周恩来在紧急情况下亲笔所写,上面还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电报内容是:‘酒。已收到,感谢你,请立即撤离原地。’从前后两封电报的标注时间来看,显然,后一封电报是回复前一封电报的。这两封电报印证了伍克先生对于杀掉叛徒通摆渡的陈述的真实性。今天我只想列举这些证据,没有需要出庭的证人。”

这时,原告律师韦正举起了手。

“原告律师,可以问话。”审判长聂居正说。

只见韦正起身,走到中央,举起双手,大声拍了5下巴掌,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不得不说,被告律师是一位讲故事高手,不但有漫画,有三维动画,还有配乐,尤其是衡阳这段,简直就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恐怖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不是电影院,不是故事会,这里是法庭,是讲证据的地方。今天被告律师为我们展现了什么证据?就那两封电报吗?我们姑且相信那两封电报是真的,那又能怎么样?谁都知道1983年5月20号《人民日报》那篇关于戈木兰的长篇报道里就提到了‘化石’杀掉所谓叛徒通摆渡的事。我有理由怀疑,被告律师先从中央档案馆找到那两封电报,后根据这两封电报和《人民日报》那篇长篇报道为伍克编造了这段经历。还有,伍克在衡阳这段经历过于离奇,石井四郎居然在衡阳前线建立了临时的生物武器实验室?闻所未闻!还有120斤甚至150斤的所谓硕鼠?这些硕鼠还能吹哨子?这是童话吗?还是巫婆的唱词?或者是伍克这个尼安德特人戏耍人类的花招?呼延可律师,凭两封电报就想糊弄法庭?你做梦去吧!”韦正厉声说完,立即将手中一沓A4纸掷向10米外的呼延可,那沓A4纸飞行到中途即散落成一张张雪白的纸片,纷纷飘落到地面。可以说,这是自开庭以来,屡屡被呼延可压制的原告律师韦正第一次有如此强硬的表现,只可惜,强硬得有些过头。

审判长聂居正略显不满地说:“我不得不说,这是自开庭以来,原告律师最有画面感的一次表演。”此时旁听席发出一阵哄笑。聂居正接着说:“但是,我必须提醒原告律师,这里是神圣的法庭,是全球直播现场,你们可以强硬,但不能粗野。”话音一落,旁听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呼延可很清楚,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完全证明伍老陈述的真实性。韦正如此强硬另有原因,他是想挽回些颜面,总被对方律师压制,给谁也受不了啊!呼延可缓缓站起身,高声说道:“伍老对我说了什么,我就向法庭转述什么,没有删减,没有添加,没有篡改。我需要特别声明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两位领导可以作证,他们是在2022年8月1号拿到了我们提交的伍克先生的陈述记录。中央档案馆可以证明,他们是2022年8月8号才开始拆封这些档案的。也就是说,伍克先生的陈述在前,档案拆封在后,我们不可能根据那些档案为伍克先生编造陈述。伍克先生是106岁零9个月的老人,如果要求他拿出全部证据来完全证明他70年前、80年前甚至90年前的经历,这并不现实。当然,在后续两天的庭审中,我还会拿出一些证据给大家看,并请出一些新的证人到法庭作证。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用这些有限的证据和诚实的证人能够证明原告诉讼请求的荒谬就够了。”

韦正突然起立高声说道:“我们人类不欢迎说谎的尼安德特人!”

呼延可立即反击:“韦正,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人类?我们宁可没有证据,也不会像你一样厚颜无耻地拿一个虚假的证人上法庭做伪证!”呼延可说完,旁听席立刻发出一阵哄笑。

随后,整个法陷入一片安静。

审判长聂居正说:“双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整个法庭依然安静。

“本案第三天的庭审结束,明天继续。”审判长聂居正说完,就和审判员戎马威、人民陪审员龙斗丽以及书记员訾亚婵一同退庭。

第三天的庭审直播到此结束。

呼延可刚一走出法庭,照样是8名壮硕的保镖挡把记者们挡在外围。

“呼延可律师,韩国方面有两个民间团体发出声明,绝不承认伍克曾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您有何评论?”第一个记者问。

“我们不需要他们承认。”呼延可回答的很干脆。

“呼延可律师,您在昨天讲到,石原敬尔、石井纲纪、小泉直勇和保罗•穆勒4个人害死了伍克的父亲。如今,日本方面石原家族、石井家族和小泉家族都很沉默,不愿表态。对此,您有什么评论?”第二个记者问。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只应该让干了坏事的坏人付出代价,不应该再去打扰别人。”呼延可心想,那三个家族真够闹心的。

“呼延可律师,网上已经有历史学者对王明和米夫指使通摆渡的说法提出质疑,还有,衡阳保卫战中,国民党居然曾派人到衡阳去刺杀方先觉,这种说法也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历史学者的质疑,您怎么看?”第三个记者问。

“真理越辩越明,欢迎历史学者提出质疑。我始终坚信伍克先生的陈述是真实可信的。”呼延可实在有些太累了,不想多说话。

在保镖的护送下,呼延可和左瑶上了那辆加长版的黑色轿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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