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怀念未来:科幻学者吴岩谈苏联科幻小说在中国

东方历史评论 2018-06-12 09:24:19


采访、撰文:朱瑞翼、胡珈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采访在天溪园的一家咖啡馆中进行,吴岩早早就到了,一直在安静地看书。虽然一直都知道吴岩是科幻研究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但他对于科幻文学了解之细致、全面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他对西方各类科幻作品如数家珍,对科幻史和科幻理论也了如指掌,即使是冷门的“苏联科幻”,他也能能滔滔不绝地细数其来龙去脉。他7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科幻文学创作,90年代开始开设有关科幻的课程,目前是国内惟一的专职科幻研究学者,同时担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他既是中国科幻的亲历者、推动者,也是苏联科幻小说在中国译介几度兴衰的见证者。 


跟随吴岩的叙述,将“苏联科幻小说”置于历史的连贯叙述之中,它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是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苏联科幻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既映照着共产主义阵营科技观、未来观的微妙变化,也影响了日后铁幕之外的尖端技术和太空探索。二战后的政治站队曾经割裂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后冷战时代的弥合亦带着警惕的疏离。


这是《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苏联的想象”专题之三,我们站在政治、 科学、文学的交叉点,探讨极权体制下思想钳制与科学幻想之间的矛盾与共生。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吴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先谈一谈您的科幻文学研究之路。


吴岩(以下简称“吴”):我197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叶永烈科幻小说的评论,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和第一篇科幻小说,1980年我参加哈尔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年会,见到了很多科幻作家。作为他们的粉丝,我特别兴奋,倍受鼓舞,之后就决定在这一行里做下去。 1981年,我的第一次高考失利,很受打击,当时叶永烈老师告诉我:如果要想写科幻,还是得上大学,并且还建议我考文理兼容的学科。所以第二年我选择了心理学。毕业后留在我们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教育管理学院教管理心理,教了21年,业余时间继续写点科幻。到了1991年的时候,学校允许我们开公共选修课,我就开了一门科幻文学的课,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科幻课,现在在文学院专注做科幻研究,所以我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专职做科幻文学研究的老师。现在还带科幻文学的硕士、博士、博后,他们很多也是科幻迷。我们目标很明确,凝聚力也很强。


东:据说您最近在研究苏联科幻小说,能介绍一下研究进度吗?


吴:我在写一本关于苏联科幻在中国的书,主要是关于中译本的研究。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对苏联科幻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中国那时候那么封闭,看这些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现在就我个人感觉,苏联科幻小说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对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风格和语言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影响,也可能是我们做不到。比如苏联要描写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新人,咱们是没法描写这些,中国的作品里几乎都是科技小发明,对科幻的态度倾向于工具论,想找到一种方式让你觉得幻想确实能实现。




东:您是怎么接触到苏联科幻小说的?


吴: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科幻小说,文革期间能找到的一种就是苏联的、一种是凡尔纳的、一种是中国人在文革前写的。当时我对苏联科幻的印象特别深。比如这本《人造小太阳》就是我文革期间看的,讲未来有一个陨石落下来,会释放一种能催眠的气体,主人公睡了一百年,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当时还有一些杂志比如《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也经常刊登苏联的科幻小说,很多到未来世界漫游的故事。我当时正在上小学,对未来特别憧憬,也很喜欢看。因为那个时代是比较没有意思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些书觉得特别好,但是非常难找,有时是从别人家借的,有时是图书馆借的。当时我父母单位的图书馆都封闭了,而且这些书也都是“封资修”的书,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偷偷拿出来一些,得费很大力气。


东:我们看到您收藏了很多苏联科幻小说的中译本。您能从这些书出发,来谈谈一下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吗?


吴:苏联科幻小说最开始产生于20世纪初,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代表作家之二。阿•托尔斯泰写过两本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加林的双曲线体》,讲的是俄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产生激光的双曲线体,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武器。他遇到一个美国人,移居到巴黎,买了一个岛,在岛上挖出了液体黄金,所以他摧毁了国际金融体系又建立起自己的科技帝国,让全世界都听命于他。多亏一位苏联的警察去追踪,在当地的工人中搞了一次革命,摧毁了那个科技帝国。这个小说有很强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色彩,认为资本主义会让人私欲膨胀,进而毁灭世界。这部作品在当时很有影响力,还给了童恩正写《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灵感。阿•托尔斯泰还写了一本《阿爱里塔》,写的是苏联红军战士胜利后到火星上去,和火星公主恋爱,为了解放那里受压迫的人也发起了革命。这本书后来还改编成电影。阿•托尔斯泰开启了注重批判资本主义、展示革命的苏联科幻小说风格。





加林的双曲线体》俄文内页


第二个很重要的人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是航天之父,研究出了多级火箭,从科技角度出发写过一些很重要的小说比如《在地球之外》、《在月球上》。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出名是人生后阶段的事,他人生大多数时候是小学老师,写论文别人不发表,没办法就写科幻小说,还是没人看。据说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坐车时看见一个告示牌,说一工程师要讲太空旅行,就让捷尔任斯基帮他把这人找来约谈。第二天这个人谈话的时候,推荐了齐奥尔科夫斯基。齐这时已经80多岁了,耳聋眼瞎,在偏远地区做小学教师。国家还是给了他很多荣誉,他的科幻小说也得以出版,也奠定了苏联科幻注重科学的基础。


在他们的基础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叫别利亚耶夫,相当于美国的阿西莫夫,中国的叶永烈。他专职写科幻,作品当时不受肯定,但是很多年之后被认为是奠定了苏联科幻小说基础的人,他写过《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沉船岛》、《水陆两栖人》等等。他很有意思,之所以写科幻是因为小时候摔过一回,在床上躺了两年,再起来以后就变了一个人,对生命看得很重,后来就开始写科幻小说。在中国,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别利亚耶夫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文革前就出过很多译著,十分有名。


到了中期,也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类别之一是苏联的反特科幻小说,讲与西方特务机关斗争的故事。特别有名的是《射击场的秘密》,把科幻和推理结合在一起。这些当时在中国都不允许写,各种科普读物都告诉你外星没有生命。1950、60年代最有名的苏联科幻作品是《仙女座星云》,作者是叶菲列莫夫,他当时被认为是以斯大林的未来观来写科幻的最重要的作家,这本书后来还翻译成英文。故事讲苏联人在外太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各地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有的还是奴隶制,有的已经处于共产主义。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去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作品很宏大,但是没有故事的跌宕起伏。苏联的科幻和科普总是息息相关的:中期还有一些作品,比如《1965年的苏联》讲七年计划,还有《21世纪来的消息》,请科学家畅想21世纪。后来中国也模仿,出了一本叫《科学家谈21世纪》。苏联把科幻作品和科学文艺作品分开,而中国的科学文艺里包括科幻,还有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学诗歌、科学相声等。




到了后期,苏联科幻小说又分成了几派,有一派讲科学发明,比如《麦克斯韦方程》。还有一派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经常会写一些比较反叛的作品。当时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小说,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一位儿童科幻作家布雷乔夫。他的想象力极丰富,童心特别强,不像中国的一些儿童小说不会用小孩子的语言,没有带入感。布雷乔夫写过一个故事,讲一个小男孩想去一个星球上看外星人踢球,他爸爸正好有一艘飞船,他就跟去了。飞船起飞后,他爸爸觉得不对劲,就跟他说你一定干了坏事,我算过这个飞船重量,现在比原来重,你是不是带了人,这个小孩说对,我同学也想来,就带了一个同学,然后他爸说不对,不止一个同学,他就又找出一个同学,最后把他全班42个同学都藏在飞船里带来了。


东: 苏联科幻在中国的翻译、引进情况如何?


吴:苏联科幻在解放前翻译过一些,解放后到文革前,尤其是1950年代重点翻译了一些,比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等。这些作品对当时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比如郑文光,他曾经是《科学大众》的编辑,翻译过苏联的科幻理论,也点评过苏联科幻小说,然后他再写作,这个传承非常清晰。但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的科幻小说就不引进了,到了1980年代海洋出版社请孟庆枢老师编了一本《在我消逝掉的世界里》,把苏联1950、60年代我们错过的作家也编进来。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的作品也进来了,比较而言,苏联的作品就显得想象力不足了,再以后我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兴趣就不大了。




东:您谈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科幻小说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是否有相似性?


吴: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政策的关联还是比较紧密的。1956年,有一个“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科普就提上章程来了。郑文光写过一篇《共产主义畅想曲》,在《中国青年》连载了两期,由一位很有名的党内理论家写序,但是写作风格比较古板,很多敏感内容不好处理。但是1957年之后,科幻经历了一个低谷。等到1962年又有一个小高潮,所以文革前有两个波峰。文革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一个高潮,但是“清除精神污染”又把科幻打下去了。这段对中国科幻打击特别大,1983、84年左右,叶永烈有一本书叫《是是非非灰姑娘》就讲这段,陈洁的《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也讲过。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开启,科幻又逐渐发展。现在讲万众创新,科幻又扩大了一点生存空间。中国科幻是每当政府想推科学的时候,它就跟着上,但是推一段之后政府觉得不对了,有时候就把科幻归类为想象力太多的文类,还有人说是伪科学。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从1902年到现在特别强调工具性,而不是文学性:比如梁启超讲认为科幻可以改变中国,鲁迅讲可以用来学习科学,新中国也用它来科学普及,到现在又变成可供娱乐的通俗读物之一。科幻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供人欣赏、探讨、批评。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等等没有真正被肯定。


东:中国科幻小说的内容题材有没有涉及对社会转型的评价?


吴: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有很多畅想未来社会的内容,目的在于探索怎样从封建帝制转化到到民主共和,比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民国时期老舍的《猫城记》也是代表,老舍当时就因为这部受过批判,自己也做过检讨,几十年后这部作品才又回到公众视野。新中国之后表现社会关系的就比较少,因为科幻小说被定位为儿童文学了。偶尔有一些作品表现国际关系,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写中国发明了深潜艇在海底发现日本在海底布了一个大的水雷网,水雷网下面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里面都是731细菌部队,继续准备危害人类。这个小说发表之后,据出版社编辑说日本政府马上就抗议,说故事不属实。其实还是有一篇很有见地的作品,但是后来就不敢出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改变了对海外科学家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整个文学领域当时的论调有较大的反差。这篇小说之后,童恩正发表了一个言论,说科幻小说不是那种写科学的,主要应该写社会。但他当时还不敢说的这么直白。虽然他的观点被批评为“灵魂出窍”,但他的想法还是一下引起了其他科幻作家的共鸣,涌现出一批人来写反映社会的科幻。比如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郑文光的《星星营》、《地球的镜像》,叶永烈也写过一些。后来在“反精神污染”的时候,科幻小说就两个罪状,一个是伪科学,还一个就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到现如今,写社会性的还是很多。




东:中国科幻小说对敌我关系的诠释有没有呈现一定的规律?


吴:晚清的时候,小说里主要的敌人是西洋人,日本人反而是好朋友。比如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里面中国主人公就遇到了日本的发明家,跟他们去做事情。新中国建国以后,科幻小说有一些写日本的,但涉及到敌我关系的比较少。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经常有敌人的,经常用S国代表苏联,M国代表美国。现在的科幻小说其实跟政府的口径还是比较一致,比如刘慈欣、王晋康的小说。比如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那他们小说里也是这样。现在比较流行的科幻作家确实是这种观点,他们基本在二三线城市生活,想法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想法是相近的。中国一线城市有很多科幻作家写的很超前、很多元,跟西方接轨,但是并不流行。反而是二三线的这些,跟先进科技脱离一些的比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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