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星际穿越》:中国科幻迷看到了什么?

环球文化圈 2018-09-11 07:52:23

诺兰是一个神奇的导演。他的电影,能使多少影迷由衷赞叹,路人转粉,也能招来多少的骂声,路人转黑。如下文作者所述,中国观众给了诺兰导演最真诚的掌声,但同时也有犀利的批评。因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美观众的评价反差,更是要通过《星际穿越》,关注中国科幻迷到底从中看到了什么?

作品五次获“科幻世界银河奖”,三次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已出版长篇奇幻小说《九州·逆旅》和科幻短篇集《关妖精的瓶子》等。喜欢绘画、运动和旅行,热爱美食与梦。相信万物有灵,相信上帝掷骰子。

走进影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来自于关于《星际穿越》的两种不同的评价:一位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该片在北美观众那里评价不佳;而北京的朋友则告诉我,首映结束后全场观众久久不愿离场,缓慢而庄严地鼓掌。这样的反差使得我在观影过程中,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这样的问题:“中美观众各自看到了什么?”与此相伴随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中国科幻迷将《星际穿越》与刘慈欣的《三体》做比较,这继而涉及到《三体》英文版在美国的发行与影响,以及中国科幻迷对于《三体》电影化的热切期待。这些最终又将再次回到我一直关注的问题,即中国科幻的“中国性”。

两个多小时的影片结束后,我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确实被片中某种或可以被称之为“情怀”的东西所打动,这使得我能够始终跟随剧情逻辑,并且容忍科技细节与叙事方面的种种缺憾——这亦是我在看《极乐空间》或《地心引力》时的感受。继而,我的身份和立场亦在此过程中被确定下来。我曾谈到,女宇航员个人遭遇的背后有一个有关“人之死”以及重生的宏大叙事,而阿方索·卡隆的巧妙之处是用一种轻盈的、寓言般的方式,将后者作为前者的远景呈现,在此意义上,女宇航员本身既是人类命运的象征亦是其承受者。而诺兰所面对的挑战,是要以正剧或史诗的方式去处理“末日重生”的主题,这意味着必须在宏大叙事崩解的后现代状态下,为个人生存与人类集体命运之间重建一种合情且合理的叙事逻辑,从而带领观众通往某种超越性的观影体验。

在《星际穿越》中,诺兰使用了他最为擅长的叙事模板,即一个男人的艰难使命以及他对家庭的责任。没有后者,前者的戏剧动机将变得空洞。至少在这一方面,《星际穿越》比《2012》(2D3D)中单亲爸爸舍命捞扳手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桥段要敬业太多。然而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幻迷所能够直接认同的是有关人类存亡的大叙事。影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张亚裔面孔,这成为一些美国观众的槽点所在,在他们看来,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的高度认同是难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中国观众则似乎可以轻易将自己代入“人类”的主体位置,为地球上苦苦挣扎的几十亿人忧虑叹息,而这样史诗般的宏大视野本身已足够感人。

全片最触动我的一幕,是结尾处安妮·海瑟薇饰演的艾米利亚在陌生的异星上摘下头盔,这意味着那里有可以呼吸的空气,以及人类重生的希望。在热泪盈眶的同时,我不禁想起刘慈欣《流浪地球》的结尾,年迈的主人公想象自己一百代之后的子孙在重获生机的地球上欢笑,激动得老泪纵横。这是同一种情怀。

然而有趣的是,在美国观众看来,推动剧情前进的并非抽象的人类集体命运,而是个人与家庭情感。影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计划,一个是要回来拯救自己的亲人,另一个则是通过培育冰冻胚胎使“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概念得以延续。最终,布兰德教授所选择的计划B被否定,因为“爱能够超越时空”,而这样的爱是有具体对象的具体的人的情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三体》中“不择手段地前进”,或者王晋康《十字》中的话:“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关爱个体,这才是上帝大爱之所在。”继而这让我想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存在着诗学与政治,或者说佛洛依德与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分裂。与之相比,“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有关于拯救和重生。影片中“拉撒路”所带出的基督教意味似乎无需赘言,而“他们”(高纬度空间的They,放置虫洞的They)尽管一度被祛魅,最终却依旧来自于另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在这里,高深莫测的理论物理实际上在为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或曰神学命题背书:引力对线性时空的扭曲和闭合,使得当下、历史与未来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在场。这种绝对在场最终指向的是某一绝对中心,无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命名——上帝、弥赛亚、外星智慧、未来人抑或“巨大沉默之物”,最重要的是,唯有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在场才能够拯救物质世界的熵增、虚无与混乱。

与之相比,在《三体》中,即便是歌者也并非不朽,因而无法跳脱出黑暗森林之外。肉身凡胎者对死于非命的恐惧,引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得宇宙的降维注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直到小说结尾处,程心和她所交出的那枚小小的生态球,方构成了诗对于虚无的最后一丝抗争。在我看来,程心的生态球与《2001:太空漫游》克拉克的星孩,似乎构成了对于死亡、重生与不朽这一命题的两种极端表述,尽管一个极小,一个极大,但其内在却似乎一脉相承,也既是,通过想象终极而重新定义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宝树的《三体X》则通过解构程心的行动意义,从而走向更加彻底的虚无和永恒轮回。

最后,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中美观众各自看到了什么?”在阅读各种影评时,我不断感觉到存在某种镜像和误认。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是,在一篇名为《“星际穿越”的七个最大问题》(The 7 biggest problems with “Interstellar” )的影评中,作者嘲讽诺兰总是喜欢用“Ariadne”、“Mal”或“Murphy”这样有特别含义的名字(Ariadne:阿德里安,古希腊神话里是用线团帮助忒修斯走出迷宫的公主,《盗梦空间》中艾伦·佩姬饰演的“筑梦师”就是这个名字;Mal:梅尔,恶魔的意思,《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的老婆,就叫梅尔;Murphy:墨菲,暗示墨菲定律,即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星际穿越》中,库珀的女儿就叫墨菲。)

“The Architect” Ariadne(筑梦师阿德里安),对中国观众来说,恰恰构成一种颇有格调的、值得被热切讨论和解读的观影经验。这一细节让我留意到,中国观众似乎总是热衷于解读和挖掘好莱坞科幻片中的“真正内涵”,或者说,在不同的形式变奏之下辨认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正典”(canon)。

在此意义上,《星际穿越》在中国的大受欢迎,或许正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科幻正典”的某种想象,尽管这一正典所指向的“伟大西方科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建构的产物。与之相反,对于The 7 biggest problems with “Interstellar” 这类文章的作者来说,他看到的或许更多是诺兰对于各种科幻经典(classics)的致敬与拼接,以及其中的不一致与不和谐之处,这种不和谐带来的别扭感凸显了技术想象与叙事方面的硬伤。而对中国观众来说,通过宏大叙事去想象性地去占有抽象的人类主体位置,由此建构的同一性与普遍性,或许本身便足以弥合和掩盖所有瑕疵。他们(我们)期待被一种超越个人的情怀所召唤和打动,而这种超越性以及崇高感,又有多少是参照想象中的西方中心的主体位置而建构起来的呢?

《星际穿越》中没有出现一个中国人,这或许对于美国人来说才是问题。而对中国科幻迷来说,将《星际穿越》脑补成为《三体》电影版似乎并不太困难,他们因为从中看到了奇观与情怀而心潮澎湃,并以此为参照标准,开始新一轮“中国为什么拍不出科幻片”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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