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的末日观

最美序文 2018-04-07 14: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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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者语 
让心灵为星空怦动,让星空为心灵闪烁。我们如何使内外两重宇宙契合?
《三体》中的末日观,是一位在读博士生对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心灵回应。虽然篇幅达8000来字。但我一口气读下来相当爽快。我推荐出来给对生命意义有执着探求心的人读一读,相信你会有怦然心动的收获。

推荐人:元方



《三体》中的末日观

◎ 刘济西

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界的代表作者,刘慈欣对于科技在未来可能性的思考比较特殊。一方面,他对于未来科技有着极高且细化的憧憬,希望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接触到更高层次的规则和拥有更深远的视野;另一方面,对于接触到那个境界的人类社会,他又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和担忧。在他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所不能停止的追求,科技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层次的升级,但在他作品中伴随而来的却总是他精心布置的一场场灾难。不得不说这很矛盾,就像是让一辆跑车加满油后全速不停的前进,却在前方或近或远处放上一堵躲不开的墙壁一样。与别人试图寻找如何使科技这把“双刃剑”发挥正面效用的追求不同,刘慈欣虽然也夹在了“悲观”和“乐观”中间,但他所要传达的东西却并不是找寻所谓的“平衡点”,他所布置的“灾难之墙”也不是单纯的让人们摆脱自大。通过研究他之前的作品和巅峰之作《三体》,刘慈欣的“矛盾”之谜逐渐清晰,解开这个谜题的密钥,也正是刘慈欣的末日观。



末日是可见的未来


在刘慈欣看来,末日不仅仅只有“全人类的浩劫”这一种定义方式。在经济观察网对刘慈欣的访谈中他曾说道:“末日的含义有很多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最低层次是个人的末日,这当然谁都会有,人的生命总会终结。高一点的话是一个国家的末日,再高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末日,然后是整个人类的末日,再往上是太阳系的末日,以至整个宇宙的末日。”其中从个人末日到人类末日的这几个层次是属于我们当前比较需要考虑的,至于太阳系往后,对于目前的人类来讲还太远,或者换句话说,即使知道那里要毁灭,我们也毫无办法。

就地球本身而言,我们已知的是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低墒的耗散系统,这种系统终归有消失的一天。我们身在其中所以很难产生危机感,因为相比于人类的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的寿命要长得多。这种我们口中的“时间长河”、“遥远的未来”、“远古”等等确实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全感的来源,甚至可以说,他们从未产生过危机感。这其实可以理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远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一代或几代就会变成“儿孙自有儿孙福”。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本身也许确实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但现代人类文明所依托的社会体系和设施却并不如人类本身那么坚不可摧,甚至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刘慈欣在访谈中举的例子是海平面的升降,在两万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低了120米,而现如今如果海平面再上升哪怕10米,大部分沿海城市就将被淹没。在这两万年间海平面的变化如此之巨,而现在容许变化的幅度又如此之小,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的多少年内是绝对安全的。所以,虽然足以抹去整个人类存在的末日可能还尚遥远,但足以摧垮人类社会设施的大灾难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刘慈欣在科学的乐观和悲观的夹缝中徘徊多年,那一本本作品中看似矛盾的科技发展和末日设定中所要传达的真正精神,也许就是这个。



人类安于现状的世界观及拖延式的解决方法


在刘慈欣看来,现在大多数民众的世界观是很“宅”的世界观。因为对于个体的“人”的末日来说,这其实属于自然规律,新陈代谢的停止就意味着人的死亡。从古至今对于个人自身末日的对抗从未间断,从古时皇帝们吃仙丹以图长生不老、投胎转世求灵魂永在、邪门歪道的“夺舍重生”,到现代靠医学延长寿命,人们对于个人末日的恐惧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抗争,而这些抗争的结果却无一例外的全部失败了。人终归要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延长寿命除了依靠先天的身体素质之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于是人们将这种方式作为了延缓个人末日的法门。这其实是一种多次碰壁后的无奈的理性。单从答案上来看,这并没有错,但当从“人”这个个体上升到“人类”这个整体之后再来面对这个问题时,作为人在面对“人的末日”时的那种束手无策就会影响到人类整体的应对思路和态度。“人是不能投胎或者夺舍重生的,所以人类面对必将到来的末日也只能叹气接受”,这样的想法使得人类整体不再在这个离末日还“远”的时代为出路全力奔走,而不知道几代之后的人在面临这种早就知道的绝境时所能爆发的也许只能是集体的疯狂和神经质了。

如同上文所说,人们把自己面对死亡的思路和态度置换到人类面临末日的状态时会产生无可避免的消极,但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于目前正大力进行的“环保”事业充满信心,而他们所忽略的是,“环保”之于“人类”,就如同“健康饮食、合理作息”之于“人”一样,所起到的作用只是让人活得好一点和久一点,但永远不能指望通过它们来避免死亡。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好一点和久一点”也只是理想情况,在面对真正的大病大灾时,只靠那些措施也一样是于事无补。刘慈欣说:“地球最近的一次小冰期离现在仅仅有一万年的时间,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是被大冰盖覆盖的,如果这个时代再次到来的话,全球的农业系统都将全面崩溃,所以说这种巨大的变化与环保无关,而且一旦到来凭着环保是杯水车薪的,但是人类现在对地球生物圈的剧烈变化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对于解决人类末日危机的方法,刘慈欣的观点是“飞出地球,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但让他失望的是人类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意思。“虽然恒星移民还很遥远,但是探索太阳系的技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60年代人类就能登上月球了,为什么现在连月球都去不了?现在惨到什么程度了?美国人连把人类送上太空的能力都没有了,他们去国际空间站只能租俄罗斯的飞船。”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内向的、缺少进取心的生活方式,靠着环保和节能减排在很小的空间生存”。

外星移民这种想法几乎伴随着整个科学发展的进程,科幻作品对其的描写更是不胜枚举,但真正去实现它的动力却总是不够。不论是地球目前还算优渥的生存环境与移民星球的荒芜对比,还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慌和对原有环境的依赖,亦或是外星开拓的经济利益不足,再加上客观上并没有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等等。人类对于地球外部太空的争夺无比激烈,但想要“走出去”的兴致却不高。在利益无法驱动,环境又没有吸引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人们产生危机感,这也许真的应该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可能是基于这种思路,加之对于被动和消极的民众和政府的失望,刘慈欣才在《三体》中设定了那样另类的末日。




宗教中的末日与科幻作品中的末日


末日是人类想象力的终极体现之一,除了科幻作品之外,最经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宗教。在我们惯常讨论的末日概念中,有两种最为普遍,一种是地球的末日,另一种是人类的末日。前者意味着地球的环境已经不再适合以人类为首的生命生存,或者是地球因别的原因而不复存在;后者是人类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继续生存。当前的人类生存是依托于地球的,也就是人类的末日是小于地球的末日的。

宗教中的末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语焉不详。宗教从不精确预言末日到来的时间,也不鼓励信徒们去猜测琢磨这个时间,因为卑微而常错的人类是无法揣测神的意志的。但是世界上的主流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对于末日的景观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督教中象征末日到来的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千年盛世”:末日时会有善恶的大决战,战争结束后敌基督者和所有的罪人都将被打上野兽的印记,而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将在胜利后统治地上一千年。这就是基督徒们日夜期盼的千年盛世。我们不难发现,在基督教的表达中,世界末日并不是灾难而是完全相反的一场代表着净化与胜利的巨大狂欢。与科幻中的末日感官相比,基督教的狂欢式末日充斥着一种西方玄幻式的浪漫色彩,这种表达让无数基督徒为之着迷,深信并等待着千年盛世与基督王国时代的到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位英国贵妇海斯特·史丹霍普,她从1810年离家出走到黎巴嫩,每天在马场牵着两匹神圣的阿拉伯母马,一匹准备自己骑,另一匹则准备献给救世主。这种等待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共29年。

在宗教的末日观中,末日是一种救赎,只不过是以灾难的形式出现。末日的到来是必然,但同时又是无法预测的。牛顿深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并花费巨大精力研究神学,但费尽心思却收获甚微,远不及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最后牛顿还是接受了《圣经》中的警示,末日的时间是被“关闭并封存,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显现”。《圣经》中对于末日的态度和表达代表了大多数主流宗教的表达,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会被认为是废话的表达方式一旦披上宗教与神的外衣,就显得浪漫而神圣了。

在科幻作品中,末日往往来源于人类自身过度膨胀的欲望以及无法控制的科技力量等。比如《生化危机》中足以感染全人类的T病毒,《终结者》系列中机器统治人类的“天网”,全球变暖融化冰川导致的巨大洪水,亦或是现今人类就可以实现的“核冬天”等等。人类在其中总是作为毁灭自身的元凶,而刺入心脏的匕首,也正是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科幻作品中的末日与其说是一种危言耸听的恐吓,更像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警示。作者们时刻不忘提醒的,正是因为科技发展而沾沾自喜的人类自己。在科幻作者看来,任何末日都有一线生机,唯独人类身在灭亡之路却不自知是必死之局。《三体》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其主线则是两个文明的末日与救赎之路。先有三体人在末日中史诗轮回般的抗争,再到三体人为了逃离末日而把灾难带给地球及人类引发一系列以百年计的较量,再到共同面对更高层次的文明时蝼蚁一般的轻易消亡。《三体》中对于外星文明的警惕与对于自身弱小的警醒贯穿全文。

科幻作品中的末日与宗教中的末日在一个点上有相同的表达,就是让人类时刻意识到自身的“不安全”。基督教语焉不详的末日表达同样可以理解为:“末日总会来临,但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发生,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并当作最后一天来好好生活。”科幻作品中说:“人类不要因为称霸了地球就沾沾自喜,在我们只能生活在地球上时,人类文明的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更何况还有别的文明随时可能带来致命的威胁。所以我们应该收起自大、自闭、懒惰的心态,尽可能的提升人类的文明层次来面对这些或远或近的末日。”




《三体》中末日的另类呈现


他投送了另一个太阳穿过天空,撞碎人类的太阳,所有的一切又重新变作星云。“很好,”上帝自语道,“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涯死亡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然无可避免的被埋葬在毁灭中的宇宙碎尘下。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伟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

在笔者看来,现今朋克化、奇幻化当道的科幻界早也不像黄金时代的作家那么迷恋太空题材的宏大叙事。然而,在此潮流下仍执拗地仰望星空的刘慈欣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的确,刘慈欣超乎光锥的想象力及其化虚为实的“宏细节”功夫之强大令人震惊:以三体运动问题为基本设定,就演绎出一个行星文明在三个太阳炙烤下兴灭续绝的恢宏历史;由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想出科学边界组织以及两个质子的科学死锁;从透明与不透明思维之间文明形态的差异,就构思出“面壁者”与“破壁人”之间精彩纷呈的交锋;从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简单设定外加猜疑链、技术爆炸寥寥数笔就异想天开地推导出独出机杼的宇宙社会学。由生命对宇宙的改变到了什么层次和深度这点妙想天外,推导出宇宙规则被多次变更,于是微观则质子可以十维展开,宏观则弹指一挥毁灭星系,最后更是突破三维宇宙的常识框架,将光速、维度都化为战争武器,弹奏出一阕恢宏延绵的交响曲。

《三体》小说整体构思之宏大,立意之高超,气韵之磅礴,令人击节不已。难能可贵的是,刘慈欣控制住喷涌奔腾的想象力,赋予其各种实在可信的细节和环环紧扣的推理,如此演绎出的宇宙科幻史诗气象万千堪比神话却又真切可感。不仅内核设定够硬,刘慈欣此作配套软件也不遑多让,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内涵调味亦色香俱全。除了融合太空歌剧、赛博朋克等科幻元素,他还灵活运用童话、悬疑等其他元素,因此即便是外星人入侵这样科幻老题材都能写得如此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其设定之恢宏、情节之厚实、刻画之灵动,《三体》系列已然足以奠定中国科幻小说的新界碑。

地球人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然而人类却猛然发现战争早已打响,宇宙不过是上演着无意义生存与毁灭的残酷战场,容不得半点怜悯和天真。黑暗的森林不相信眼泪,只有丛林法则坚不可摧。来得及的忙不迭或迎战或逃离,来不及的赶紧自掘坟墓。浩瀚太空,遍布墓群。苍天已死,而且不止一次。宇宙太残酷,文明太脆弱。时间的荒野里,末日如剑悬顶,岁月如此狂暴,现世又怎生安稳?在此刘慈欣图穷匕见:在面对人类毁灭的极端情境下,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是虽然灭亡但合乎“道德”的“人性”,还是为了生存不计其他的人性?

虽然人类的内在宇宙与外在宇宙一样辽阔,不过,刘慈欣无意在此过多探索,在他看来这是“自恋”的主流文学的任务,而科幻文学的语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冰冷冷的理智和逻辑的。但是受人性厌恶症的影响,除了执拗的偏见,他对人类社会概念化的整体描写甚至还不如他看似有理有据的宇宙社会学那么可靠。流俗所谓的人性光辉论和道德教条令刘慈欣耿耿于怀,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小说中多次出现类似的伦理困境:人文社会里的末人道学家宁愿消极地选择毁灭全人类也不愿采取有损“人性的光辉”的可行的自救或逃亡,刘慈欣视之为无意义的自毁而嗤之以鼻:“因为此后宇宙中没有人了。”对现代发达社会的漫画群像虽然不无警醒意义,但这些过于单调的未来社会想象与其说是对人们责任心和忧患意识的发人深思的高瞻远瞩,不如说是他对人类整体和现代社会机制缺乏信心。

字里行间,刘慈欣对人类的大部分(某种意义上的“人性”)是悲观而厌弃,他说:“用科幻的思维来思考,那么传统的道德底线是很可疑的”。故而在《三体》第一册里他把落实在文革背叛、虚伪、狂热的时代氛围中。而对“现代人”的厌弃在其后两部中更是表现淋漓尽致:自由民主的现代人文社会所产生的新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他们纤细美丽精致,但或是娘娘腔或是少不更事,毫无忧患意识,忘却责任和使命,不思进取及时行乐醉生梦死,危机关头呆若木鸡手足无措,大难临头惊吓之下慌不择路争先恐后歇斯底里,立刻化为群体非理性的乌合之众。末人们在战争之际仍不能放下泛滥的同情心和虚骄的道德感,也正如他自然对这种道学家的乡愿行为深恶痛绝,并在《三体》描画各种道德教条导致的软骨病和行动无能并抨击之。然而,尼采曾警示过:“与魔鬼搏斗的人得千万小心自己在搏斗中变成魔鬼,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正是在对道德教条的抨击讽刺中,刘慈欣暴露出自己思想中虚无主义的软肋。

刘慈欣的犹疑和虚无在程心这个人物集中呈现出来:将这没有能力和决心且不敢负责任的人物置于决定人类命运的位置,让她以廉价的爱与和平之名两次毁掉人类的自救计划,于是人类的谋划、挣扎、抗争以及灭亡到头来只是天真、幼稚闹剧的牺牲品,此前所搭建的一切因此也都如一个闷屁般烟消云散了,一点悲剧感都欠奉。程心,就像萨冈致萨特的情书中说的那样,“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哪怕灭了人类两次,依旧在宇宙之外时间尽头闲坐说当年,天真无邪一如当初。对这不老不死毁人不倦的圣母,沉湎于意识形态幻象的优雅主体,刘慈欣时而讽刺,时而赞叹,态度暧昧,因为伊人实则只是他手中的提线傀儡罢了。


同时,在面对外在宇宙终极问题时,虽然有细节差漏,甚至在关键的过渡衔接处过于匆忙和粗糙,刘慈欣构想出从十维度宇宙按维度逐个塌陷的过程,总算尚能自圆其说自成一格并极具震撼力。然而遗憾的是,在面对内在宇宙终极问题时,刘慈欣徘徊在爱与战二极之间。于是,对于宇宙智慧的描绘不够丰富,虽然增添些许关于归零者、田园宇宙的设定,却过于单薄,难以令读者餍足。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象力枯竭,而是因为他执着于二元化的认知图式,难以填充内宇宙和外宇宙巨大的裂隙,所以只能在轻与重、残酷与救赎两极之间激烈摇摆。虽然刘慈欣强悍地宣称“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但是他本人实际上从根本上说却又是悲天悯人的,只不过由于他想“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压抑了那模糊的道德直感,因而遭遇了他本人无法跨越的思维之墙。

刘慈欣的虚弱感从直观感受上说首先是缘于在无边无际宇宙中人类和文明显得渺小、脆弱。在宇宙时空的大尺度之下,不用说太阳系,即便是银河系也不过是恒河一粒沙,人类又怎么能找得到安心之所?更何况《三体》的宇宙还多次降维生生灭灭,如此巨尺度的时空设定造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康德早已预言过:“那个无数世界堆积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刘慈欣正是陷入这种思维死角,由是之故《死神永生》便透露出一种莫名的焦躁,即便一再试图肯定爱,却始终无法获得坚信。

甚至当他在描绘浩瀚无际宇宙图景的同时,试图推而广之,去追问宇宙中是否有共同的道德准则的时候,他也只能把“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作为他构造宇宙社会学的第一原则。发出天问的刘慈欣无疑表现出在自己宇宙框架设定中为生命普遍立法的强烈意欲,然而他却未曾也不可能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揭橥宇宙普适的伦理原则。很显然,他的宇宙社会学设定是由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设定推演而来,然而,就像数理经济学不可能告诉我们(在道德上)应该怎样消费一样,这样的宇宙社会学也不可能解答生命的伦理选择问题。

刘慈欣似乎没有注意到,道德伦理实践虽然不能脱离环境,但本质上说是不同于客观宇宙的特殊领域。因为道德律并须基于主体认知能力及其特定境遇,姑且不论微观如夸克或宏观如星系之类个体尺度相差过大的生命类型,即使同属生活与行星的碳基生命,三体人与地球人在思维文化等本质性的差异仍旧无法跨越。不同生命和文明类型之间连沟通都未曾建立,如此情况下,谈何共同道德。更何况,假定宇宙间有众多文明,那么“黑暗森林”状态也必须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所有文明所需要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式以及物质、能量是相同的。

而刘慈欣不由分说地以此为起点去构想宇宙社会学,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这一自身历史经验的投影:原本分别孤立的民族文明之间碰撞争战争夺霸权,乃至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三体人,虽然在外形有不同,但对生存空间的需求却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别的肤色种族。所谓宇宙社会学“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说白了就是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不断争战领土的理论基础。而所谓猜疑链,其实就是对与其他民族只能征服不能平等交流的最大恶意想象;所谓技术爆炸也类似于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技术不平衡状态。

“赞叹和敬重虽然能激发起探索,但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与对象的崇高性相适合的方式”来探索。康德给出的解答是“作为理智者的价值”通过人格无限地提升,因为道德律“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因此主体拥有凭此而存有的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局限的合目的性使命。基于自由意志的人性和道德并不意味着推卸责任随心所欲自甘堕落,相反,自由的道德选择使人高贵,因为它将使人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才能造就大写的人。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永恒的驯服于外在世界力量的专横暴虐;但在思想上,志向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我们同伴的约束,不受我们身体在上面爬行的微不足道的行星的羁绊,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自由。对于全宇宙重压下的虚弱感,最有力的回应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击垮!”

刘慈欣显然深谙康德那句名言,《三体》系列正是围绕星空和道德律这两点来震撼读者的心灵。然而他深深地误解了康德的格言。幸运的是,在厌弃文明柔弱的末人的同时,刘慈欣对敢于在战争状态下决断的男性气质有着深深的迷恋,将自己的执念寄托在面壁者/持剑人之类恍若独自扛着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卡里斯玛权威人格身上,并将其提升到“人的尊严”的高度。一片恐慌狼藉之中,仍旧敢于承担使命的人便显得伟岸。于是,殚精竭虑制定逃亡保种计划的失败主义者章北海哪怕再不道德,也仍是肩起黑暗闸门的勇士。汪淼、罗辑、史强甚至叶文洁和维德最终也都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而道德自觉,因此,不论他们曾经的脆弱、虚无、鲁莽、逃避甚至背叛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得到了救赎。作品中的人物超越了刘慈欣本人的主观理念,而且他对僵化道德教条的抨击正与康德的主张实际上若合符节,因此,虽然磕磕绊绊,最终仍与康德的道德律令殊途同归,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使星空与道德律颤颤巍巍地恢复了平衡。

最终,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多重空间维度的、不断周而复始的外在宇宙,也不仅仅是生命赖以生发意义的内在宇宙,更重要的是要在充分理性思考形成的判断力下把道德律落实在新的时空框架和宇宙社会中,使内外两重宇宙契合,让心灵为星空怦动,让星空为心灵闪烁,这才能够真正“给时间以生命”、“给岁月以文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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