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之死,与钱学森痛批科幻小说、绑架人工智能研究 | 短史记

短史记 2018-08-17 08: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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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诗人海子


编者按:最近看到不少人在怀念海子。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自杀。不管文学界多年来如何就海子的死“造神”,其自杀与“修炼气功”明显脱离不了关系。有海子的五封遗书为证(引自:燎原,《海子评传》,作家出版社,2016)


1、1989年3月24日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

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2、1989年3月24日夜5点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3、1989年3月25日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4、1989年3月25日


一禾兄(即:诗人骆一禾,《十月》杂志编辑):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

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5、1989年3月25日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4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

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子之死,只是上世纪80年代荒唐的“人体特异功能”大潮中的一个极小的缩影而已。这场大潮之所以“波澜壮阔”,与钱学森的推动关系甚大。下面是几篇相关的旧文:




钱学森与“507所”往事

文 | 谌旭彬


在电影《九层妖塔》中,出现了一个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神秘机构“749局”。其导演陆川也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过一个类似的部门,正好它的名字也叫‘749’。电影里有一场戏,气功大师摇药片,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资料库里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我们单位有一部分同事就是研究这种异能人士的。”“749”局公开材料甚少,不过,在钱学森已公开的书信中,对另一个神秘的性质相似的“507所”,有较多披露。


钱学森推动507所研究“人体科学”



所谓“507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7研究所”的简称,成立于1968年4月,全称“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后更名“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归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发展航天飞船的整体规划中,507所负责航天医学的综合研究,及航天员的选拔、培养和训练。①


“文革”结束后,因经费问题,507所被列入撤销名单。钱学森表示“坚决反对解散507所,……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最终国防科委同意保留507所,但编制缩小为几百人。此后,507所又面临数次撤销危机,均在钱学森的反对下未果。如1986年,国防科委领导向钱学森表示,“507所每年要花一大笔经费,现在载人飞船任务暂缓,所里事情不多,不撤让他们做什么?”钱学森回答:“为了国家今后发展载人航天,所里人员可以减,但这个机构不能撤。至于留下来做什么,他们的科研预研课题要做妥善安排,由我来负责组织落实。”②此时钱学森给507所安排的课题,集中在“人体科学”。


507所的工作重心向“人体科学”转移,至晚可以追到到80年代初。1979年3月,《四川日报》刊登报道,称少年唐雨能“用耳认字”,引发媒体关注,开启了持续二十年的特异功能运动。对这一事件,当时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认为,唐雨“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并不能真的“用耳认字”。《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对这一“荒唐的新闻”进行了批评。但钱学森对此持不同意见。上海的《自然杂志》刊发系列文章阐释“用耳认字”的可能性;钱学森曾亲自前往该杂志社,表示支持特异功能研究。1980年春节前,他致信507所所长陈信,建议“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工作,立题申请科研经费,借此笼住人才,继续开展载人航天声明保障系统等方面的公关研究”。



图注:在507所合影,左一陈信、左三钱学森、左四张震寰


所谓“人体科学”,按钱学森的定义,乃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它平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钱认为,人体是一个“巨系统”,需要把“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综合起来,形成人体科学”。


对于507所的“人体科学”研究,钱学森极为重视,与所里工作人员有大量书信往来,其中涉及学术讨论的,即达120多封。这些信中,如:1984年5月7日,钱学森致信507所所长陈信,建议研究“外气”(一种气功术语)对人体的作用。1989年4月,致信陈信,“中医原来靠‘望、闻、问、切’来辨证,即猜测人体功能状态,是做不太可能的……前些日子,507所余琫同志等想用系统工程的系统辨识方法,做了些工作。问题实在不容易,是人体科学的一道难关。”⑤1990年3月,致信507所梅磊,讨论大脑与建立脑科学问题。书信之外,钱学森也是507所的常客,尤其是1983—1987年,他每周都亲自到所里指导一次学术工作,内容涉及科学道德、特异功能、人体科学、关于脑科学和脑功能的研究、传统医学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量子力学与人体科学、人的潜力与教育革命等各个方面。


1987年,国防科委批准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也挂靠在507所下,由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任理事长,钱学森任名誉理事长。507所对“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各项活动,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多方的支持……学会办公室也设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内。该办公室对学会的日常文秘、财务等各项工作,对同会员及各方面的联系,对《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通讯》的发行工作和筹备召开各种会议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组织会议等活动的经费,大都来自507所。⑥



图注:钱学森致信507所所长陈信,建议他们研究“外气”(当时的一种气功术语)对人体的作用


507所与张宝胜合作“科研”



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特异功能现象,507所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1980年12月—1983年3月,507所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等处学者合作,以解释为何“某些具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能在肢体不接触的条件下,使一些小物体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实验包括“追踪电磁波信号的实验”、“突破空间物理障碍的实验”等。


实验结论包括,“某些特异人可使一些物体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异态’。物体处于‘异态’时,普通人的感官与通常的探测手段暂时还不能觉察出它的存在。但特异人和气功人却有所感觉,这种感觉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物体在转运过程中能够突破空间物理障碍,表明这种‘转运’似乎不是三维空间里简单的机械搬运过程,物体可能转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等。研究人员最后表现了自己的严谨,称“这些初步的实验结果,要用现有的科学理论做出圆满的解释,可能相当困难。进一步深入研究‘异态’的性质,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⑦


507所还和当时最负盛名的“气功大师”张宝胜等多有合作,以验证特异功能的存在。宋孔智通过一些实验,“证明”了以下三种特异功能的存在:“突破空间障碍……特异功能人让有机玻璃片从烧结的玻璃瓶里取出来,玻璃瓶完整。里边少的东西和取出的东西正好对齐。实验采用了双盲法。”“思维传感。相同数量的两组人,一组人发射思维信号,另一组人接收……里面接收信号的人,将发射信号的人想的东西,写在纸上,记下内容……做了多次实验,都很成功。”“隔墙透视实验……有一天,做了60次,没有一次错,完全正确。其中有8次不举牌,功能人都能认出来。”⑧


507所所长陈信主张用实验的方法反驳社会上对特异功能的质疑。他赞扬宋孔智,“在国际上大的杂志上登几篇,如《科学》啊,《自然》哪,美国的《科学人》等,登上一篇两篇就了不起了。507所宋孔智在英国的《心理学杂志》上登了有关张宝胜的实验,效果就很好。用科学的办法反击是最有力的。”⑨


但是张宝胜的演示并不总是能“成功”。1988年5月,包括中科院院士何祚庥、507所研究人员在内的“对特异功能持不同观点的三方人士”七八十人,参加了张宝胜“用特异功能突破器壁障碍”的演示。507所所长陈信说,“认信封中字最容易,让张先做”。何祚庥使用一个507所公函牛皮纸信封,里面装上4张人民币,并在风口的地方写上了6个“何”字。张宝胜在实验过程中,“把信封卷成卷,拿起,放下数次并不时对其吹气”,并先后4次外出后,说“他要到外面去10分钟,之后便可认出信封中字”。在场的魔术师说:“信封已被调换。”大家打开卷起的信封一看,果然是一个“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公函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也没有“何”字。


在接下来张宝胜进行从密封药瓶中抖出药片的演示,507所的工作人员又说,“张最容易抖出药瓶中的药片”。实验中,张宝胜将A(何祚庥在标签上写有姓名、重量等字迹,并在瓶口蜡封处贴有胶条)、B两个药瓶中各抖出约50粒药片,但A瓶上标签少了一半,胶条也已不见。在实验C瓶时,张宝胜从中取出药片,并放入一块巧克力。但经检验,C瓶已经被打开过。这几次实验,所用物品质量在实验前后都有变化,不符合“质量守恒定律”。⑩


507所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持续至何时,不得而知。其如今工作职责之一,是“对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对身体需要的摄入量,如蛋白质、脂肪、热量进行指导”,这大约说明,在后钱学森时代,507所的工作重点已逐渐转回航天医学研究。



图注:孙储琳、宋孔智、张宝胜在507所




注释

①杨亮:《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兰台世界》2013年第3期;②③石磊、王春河等:《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012年,第588、589页;④钱学森:《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自然杂志》1991年第1期;⑤《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437页;⑥陈信:《中国人体科学研究15年来的回顾与展望》,《人体科学研究》,现代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页;⑦林书煌、张学凯等:《人体特异功能移物的若干实验》,《自然杂志》1981年第9期;⑧李健新、郑勤:《人体科学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气功科学》1996年第3期;⑨陈信:《人体科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人体科学研究》,现代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⑩《一次有权威的但从未公布过实验——“中国头号超人”的汇报演示》,钟科文《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150—153页。




钱学森与80年代人工智能困境

文 | 谌旭彬


举世瞩目的AlphaGo与李世石的五局围棋大赛,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lphaGo取得了3:1的优势。这场比赛在人类科技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不过呢,回究既往,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却存在着很多遗憾。


50-70年代,被“哲学思辨”所困



人工智能研究的起步,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迟至80年代,才实质性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之所以这样滞后,与苏联有很大关系。


在苏联,“人工智能”是一个长期未被正名的学术名词。苏联学术界一度只能在“控制论”这一名目下,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官方组织了针对“控制论”的批判运动,将其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这种曲线研究的空间也消失了。至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后,“控制论”渐被解冻。不过,苏联学术界更热衷于在哲学层面论证“控制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具体的“人工智能”研究仍乏善可陈——70年代北越曾向苏联转交过从南越手中缴获的美制IBM计算机,苏联官方也未组织力量进行认真的逆向工程研究。①


受苏联影响,中国在50年代几无“人工智能”研究。60、70年代,苏联虽解冻了“控制论”,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将苏联的这种解冻斥之为“修正主义”,“人工智能”的研究继续停滞。②当时主流的论调是:


“‘人工’造得出‘智能’吗?造不出。……‘人工智能’这个说法很容易为唯心论钻空子。人工可以造‘智能’,那么,将来一定要出现具有比人还要高级的‘智能’的东西了。……苏修一些院士……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③


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界才作出了“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是科学实践,而不是哲学”(林京耀)这样的反思。


图注:《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刊文,否认可以造出“人工智能”


80年代,与“特异功能”纠缠不清



70年代末期,“人工智能”在中国解禁,一度掀起研究热潮。但很快又与“特异功能”汇流,走了很大一个弯路。这种汇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与“特异功能”搅在一起。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上一度将“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一并斥之为“伪科学”。


出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与当时最知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钱学森主张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并认为“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都属于“形象思维学”里的重要研究对象。④在文章与讲话中,钱学森经常性地将“人工智能”和“特异功能”相提并论。⑤许多“特异功能”圈子里的会议,当时也常邀请“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出席。


另一方面,在“特异功能”遭到质疑时,钱学森也常常把“人工智能”搬出来为“特异功能”保驾护航。如1982年胡耀邦针对“特异功能”作出指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⑥稍后,钱学森即写信给中宣部,提出抗议。钱说:


“耳朵认字之类不是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够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我也向你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⑦


鉴于“人工智能”与“特异功能”如此搅缠不清,许多科学界人士曾努力想要厘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如1981年,于光远在长沙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称:


“我来长沙之前,有人问我参加什么会,我告诉了他。他问我‘人工智能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我说不是。……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⑧


至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观看儿童与电脑下棋,指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⑨,人工智能研究在中国的境遇,才有所好转。大约同期,人民日报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报道也渐渐多了起来。⑨时至今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相当之大的差距。


图注:1989年,邓小平参观上海市展览馆举办的十年科技成果展,再次重申“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注释

①徐英瑾,《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P11。②如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所编的《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中,转载了苏联科学家戈特钦的文章《人工智能》,这位学者认为机器可以“学习”、“进化”。编辑在转载的按语里说道:“这些论点……充分说明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远了!”见该刊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③路娄,《有没有‘人工智能’?》,《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1974年第2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P26。该刊1976年第3期刊文称:“我们要和邓小平对着干,……在批判‘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走自己的道路”(第46页),略可管窥当时的科研与政治之间如何挂钩。④钱学森,《构筑一座宏伟的思维科学大厦》,《钱学森讲谈录 》,2009,九州出版社,P153-154。⑤如1986年的《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学术活动上的讲话》;1990年的《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⑥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文件(82)科协发字119号。⑦钱学森同志给郁文同志的信,1982年5月5日。另可参见:于光远,《跨越世纪门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P180-182。⑧于光远,《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收录于《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P159-161。⑨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还曾说过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⑩如1983年6月30日刊文《人工智能的崛起》,1988年8月30日刊文《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1989年4月26日刊文《首台智能计算机在西安交大问世》;1990年11月13日刊文《人工智能新成果——“电脑打桥牌”》……等。


.....................


附:钱学森同志给郁文同志的信


郁文同志:


我首先表示衷心拥护中央任命您为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您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二十余年,深得广大科技人员的信任。我尤其记得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纪念郭永怀同志为国牺牲十周年会上讲的一句话:当您在“牛棚”里昕到永怀同志遇难后,您说,又一个好同志死了”。我希望您在您现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还常常想着我们这些人。


因此,我向您讲一件事:


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5.5



钱学森批判科幻小说

文 | 谌旭彬


如前文所言,钱学森在80-90年代,曾长期支持并指导“507所”做包括气功、特异功能在内的“人体科学”研究。鲜为人知的是,同一时期,钱学森还曾深度介入到了文学领域的论争之中。这场论争,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1983年前,批科幻小说非“科学家脑中的幻想”



1977年,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上映,带动了一波世界性的科幻浪潮。刚刚摆脱“文革”梦魇的中国也不例外,出版了不少科幻作品,饥渴已久的市场也很买账,如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据说首印高达300余万册。行业渐趋繁荣之际,一场关于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论战,也随之而来。


姓“科”还是姓“文”,简单说来,就是指科幻小说,究竟该归入科学,还是该归入文学。1979年底,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参与交流的部分中国科普作家,曾满怀期待地询问阿尔迪斯:“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结果,阿尔迪斯否认科幻小说负有科普义务,让这些中国科普作家极为惊愕。阿尔迪斯认为:


“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①


科普界虽然惊愕,但阿尔迪斯的观点,却深得科幻界的拥护。某科幻作家曾尖锐嘲笑科普界提这种问题“十分可笑”,“很有代表性,也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某些人还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科学幻想小说”。该作家非常明确地认为:


“科学小说不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武侠小说不是传播武功的秘籍,战争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假如反过来说,科学小说必须传播科学知识,那么爱情小说岂不要教人恋爱方法,成了‘爱情大全’了吗?”②


这场论战,“科普派”与“文学派”各据阵地互不相让,你来我往时日绵长。总体而言,“科普派”拥有资源优势,略占上风。譬如,围绕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的批评与反批评,长达四年之久。“科普派”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是“伪科学”;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第一轮辩论,《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双方文章;第二轮辩论,则只刊发了“科普派”的文章。③


作为8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参与到了论争之中。就立场而言,钱站在“科普派”一边,坚决主张科幻小说归“科学”管,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1980年,钱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④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⑤


图: 钱学森所谓的“科学家头脑里的幻想”:1987年4月7日,上海中医药研究院向准备手术的病人发送气功“外气”,进行气功麻醉。钱学森曾致信“507所”,要他们认真研究“外气”。


1983年后,批评科幻小说“贩卖资产阶级破烂”



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譬如,中科院某院士如此批评电影《星球大战》:


“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⑥


钱学森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也同样“升级”。1983年10月31日,钱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⑦


“清污”虽不久即戛然而止,但钱在此后十余年里,始终对科幻小说持批评立场。如1984年2月8日致信王天一,认为“说科幻小说属于文学出版的出版范围,……后果不一定好”;同年4月21日致信《飞碟探索》编辑部,告诫他们“不能犯前一阵子所谓‘科幻小说’的毛病”……⑧


由“科、文之争”变调至“社、资”之争后,中国的科幻小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科幻期刊从20余家锐减至只剩1家;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也消失殆尽;出版社已印出尚未发行的科幻小说,则一律拉回印刷厂化为纸浆。《三体》作者、“科幻界诺贝尔奖”雨果奖得主刘慈欣,曾“整整十年,都没有找到可以发表科幻作品的地方。”⑨


直到90年代中期,环境才开始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也很细微地体现在钱学森的言论之中。


1991年,钱在私人书信中,仍强调要注意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问题:“科幻小说就不同,是作者加入他个人的臆想,也就是不科学的东西,……人的臆想代表他的意识形态,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幻小说也要看看作者在想干什么。千万注意!”


到了1996年,在公开讲话中,除了强调“科学小说不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可以任由作家想象”之外,钱对“科幻小说”已不再有批评之辞。⑩



左,197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星球大战1》;右,1980年上映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号称“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注释

①《世界文学》,1979年第6期。英国没有“科幻小说”的说法,中国人所谓的“科幻小说”,在英国其实是指“Science Fiction”,准确来说,应该被译作“科学小说”。②杜渐,《谈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收录于《论科学幻想小说》,黄伊/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P101-119。③关于为何不刊发作者第二轮的反批评文章,中青报的解释是:作者的文章涉及“过分专业化的知识”,“专业性太强了,这是会脱离《中国青年报》特定的读者对象的”,“于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这场反复辩难。”详见: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后记》,P67。④钱学森,《把科普工作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科普创作》1980年第3期。收录于《钱学森文集 卷2》,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P349。⑤霍有光/编,《钱学森年谱 初编》,1981年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P376。⑥钱钟韩,《关于科技刊物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1983年11月8日),收录于《钱钟韩教授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P213-214。⑦《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中央决策十分重要 科学工作者也应自觉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日第1版。⑧《钱学森书信·1·1955.6-1984.8》,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P339、P400。⑨新京报,《刘慈欣 中国科幻文学的“异类”》,2008年12月10日。⑩《钱学森书信·6·1991.5-1992.6》,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P29;《关于科普工作》,1996年6月17日,收录于《钱学森文集 卷6》,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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