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科幻小说《化石》连载38

聿北科幻 2018-09-22 08:06:39

1928年4月15日,戈木兰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德国犹太人汉斯•亨利,当时才12岁。汉斯是周恩来早年在德国留学时认的义子,他的亲生父母都死于纳粹和日本人毒手。周恩来就托付戈木兰照顾汉斯。汉斯十分聪明,除德文外,还懂中文、英文、俄文、日文,不但能摆弄枪械和炸弹,还懂得挣钱养家。

在汉斯的提议下,戈木兰以庆龄儿童救助会的名义办起了“小贷基金”,专门面向上海的穷苦儿童提供无息的小额贷款,帮助他们摆脱穷苦、走向自食其力的道路。这个项目500个银元的启动资金还是12岁的汉斯无偿提供的。“小贷基金”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社会各界贤达纷纷解囊相助,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总共为8千多名符合条件的穷苦儿童提供了5万笔小额贷款,贷款总金额超过50万块银元。93%的贷款都能获得按时偿还。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小贷基金”停止运作,全部资金都用于支持前线抗战。

1931年10月底,由戈木兰做介绍人,经周恩来批准,汉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为戈木兰确定了代号“补丁”,为汉斯确定了代号“化石”。就在汉斯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晚,戈木兰和汉斯向周恩来上交了100根金条(1000盎司)作为党费。

1932年4月29日,16岁的‘化石’擅自行动,暗中配合朝鲜人尹奉吉,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炸死炸伤驻沪日本军政高官多人。

1934年12月,在戈木兰的指挥下,19岁的‘化石’亲手处决了从莫斯科归国的叛徒通摆渡,阻止了干扰遵义会议电报的发出。

1934年12月,40岁的戈木兰和19岁的‘化石’正式结为夫妻。戈木兰庆幸自己走上革命道路,也庆幸自己在革命道路上遇到‘化石’,他是可靠的战友,也是可靠的男人。

读到这里,伍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又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己究竟是在做梦,还是出现了幻觉?报道中戈木兰的丈夫就叫汉斯•亨利,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人。近几个月来,在梦境中,伍克的德国名字不就叫汉斯•亨利吗?报道中提到周恩来早年在德国把汉斯认作义子,这在梦境中也有啊,而且梦境中的场景更详细。报道中只简单地说汉斯的父母均死于纳粹和日本人之手,这与自己最近几个月的梦境是吻合的,梦境的场景更详细。报道中说周恩来给戈木兰确定的代号是“补丁”,给汉斯确定的代号是“化石”,这也与伍克的梦境完全一致,分毫不差。世界上能有这么巧合的事吗?关于自己的精神状态,此时的伍克也顾不上太多,忍不住继续看这篇报道。

    1940年6月,受潘汉年同志委派,“补丁”戈木兰当上了“中华儿童亲善救助会”的会长,成功打入汪伪集团。当年7月,在一个有日本慈善团体参加的交流活动上,“补丁”戈木兰成功获取了一个绝密文本,并及时转交给潘汉年,出色地完成了“把脉行动”,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8月,受潘汉年委派,“化石”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统,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从事抗日活动。

读到这里,伍克又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潘汉年委派戈木兰通过“把脉行动”取得绝密文本?潘汉年委派‘化石’打入国民党军统?这简直就是伍克梦境的重现啊!有这么巧吗?伍克特意环顾了一下四周,确信这是自己的寝室,只有他一人。他生怕自己对这篇报道的关注也被别人发现。伍克连续做了3次深呼吸,继续读这篇报道。

完成“把脉行动”后,在丈夫的配合下,戈木兰又投入到为新四军筹措紧缺药品和钢材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奉上级命令,“补丁”戈木兰紧急撤离了上海,‘化石’仍留在上海,继续以国民党军统人员身份开展工作。戈木兰和‘化石’夫妻俩在上海为党工作期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经费,所有开支都靠夫妻俩在上海做生意维持。“补丁”戈木兰回到解放区后,向组织上交了200根金条,总共2000盎司。其中100根金条是军统在上海搜刮的钱财,归国家。另外100根金条是夫妻俩在上海做生意所挣,算作夫妻俩上交的党费。

北京和平解放后,戈木兰被安排到北京市妇联工作,专门负责协调北京市各儿童福利院、孤儿院的工作。自1945年与丈夫在上海分别,戈木兰始终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全国解放后,戈木兰本以为很快就会有丈夫的消息,甚至丈夫会忽然出现在自己眼前。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自1950年起,戈木兰每年都给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写一封信,询问自己丈夫的下落,直到1954年,总共写了5封信,始终没有回音。戈木兰知道,自己已经脱离隐蔽战线,不能主动打听丈夫的行踪,否则就是违规。潘汉年没有回信,是正常的。没有回信也是一种回应,表明戈木兰的丈夫‘化石’还没有确切的消息。1954年,60岁的戈木兰办理了退休手续,依旧关心着北京市那些孤儿和残疾儿童,依旧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化石”。

1955年初,内心万分焦虑的戈木兰终于还是忍不住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也许这封信真的起了作用。1955年4月3日晚8点,北京饭店一楼大厅,戈木兰终于见到了潘汉年。双方刚寒暄完,还没开始谈论正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带着几名公安人员出现在他们面前。潘汉年被带走了,由此开始了蒙冤受难的日子。一个月后,戈木兰因受牵连也被逮捕。戈木兰的所谓罪状主要有4条:一,投靠国民党,利用“小贷基金”向劳动人民发放高利贷,残酷压榨劳动人民。二,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汉奸集团,当上了“中华儿童亲善救助会”的会长。三,大肆贪污公款。四,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汉年。

蒙冤的戈木兰失去了20年的自由,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此时她已经81岁。对丈夫“化石”的无限牵挂和思念,使她撑过这20年孤寂的铁窗生活。尽管走出了监牢,尽管很想找到自己的丈夫“化石”,戈木兰依然谨慎。她知道,只要看不到自己获得平反的希望,丈夫“化石”就没有安全可言,还不是要求组织寻找丈夫“化石”的时候。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戈木兰知道,不用多久,自己也将迎来平反。戈木兰立即向组织提交了一份上万字的材料,请求组织寻找她的丈夫“化石”同志。

1982年12月,戈木兰得到消息,组织上已经决定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待遇,文件很快下达。随后,中组部安排一些曾经蒙冤、受迫害的老同志到温暖的广州疗养。12月31日,坐飞机抵达广州的戈木兰被安排下榻在白云山双溪别墅。值得一提,1965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曾下榻双溪别墅。

看到这里,伍克眨了眨眼睛。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不到半年前,戈木兰就住在双溪别墅!不但如此,18年前,周恩来竟然也曾住过双溪别墅?伍克稍微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往下看。

第二天即1983年元月1日上午10点钟,2名陌生同志来到双溪别墅。

“戈老,我姓窦,他姓简,我们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向您宣布,自1955年4月起,强加在您身上的各种罪名都是错误的,现在正式为您平反,恢复名誉。组织上还要补发您的工资,不用等太久。这是文件,请您过目签收。”

坐在轮椅上的戈木兰看了一眼那一页纸的平反文件,在窦同志递过来的一张表格上签了字。

“戈老,我们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还要跟您讲另一件事,关于寻找您丈夫‘化石’的情况。”简同志说。

听到这里,戈木兰立即打起了精神。

“您向中组部递交的关于寻找您丈夫‘化石’同志的请示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您在请示中提到,早年周恩来同志在德国柏林就把还不满7岁的‘化石’认作义子。1928年,12岁的‘化石’只身来到上海,周恩来同志就把‘化石’托付给您照顾。针对这一说法,我们特意咨询过邓颖超同志,她说周恩来同志的确曾和她讲过,1922年在德国柏林认过一个义子,犹太人,1928年这个义子来到了上海。更多的情况她就不知道了。我们走访康克清同志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康克清同志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周恩来把‘化石’认作义子后没多久,朱德和孙炳文就来到哥廷根,都住在‘化石’父母提供的房子里。朱德还曾教授‘化石’徒手格斗和器械格斗。”简同志说到这里,戈木兰一把拉住了他的手,示意对方靠近点儿说。

“按照您在请示里的提示,我们还特意走访了张申府先生。已经90岁高龄的他向我们证实,1922年11月,他、周恩来、朱德、孙炳文4个人从纳粹冲锋队手里救下一个犹太人小男孩,叫汉斯•亨利。当天周恩来同志就把这个小男孩认作义子。张申府还提到,朱德和孙炳文就是在犹太小男孩的叔叔提供的一间犹太教堂里完成入党仪式的。关于这个小男孩后来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简同志说到这里,特意停了一下,他担心年事已高的戈木兰跟不上他讲话的节奏。戈木兰微微挥动了一下右手,示意讲下去。

“1931年10月底,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前,为您确定了代号‘补丁’,为他的义子也就是后来您的丈夫确定了代号‘化石’。1934年12月,您和‘化石’结婚。是这样吗?”简同志说到这里,看到戈木兰点了点头。

“受潘汉年同志指示,‘化石’于1940年打入国民党军统。1945年抗战结束后,根据上级指示,您返回解放区,‘化石’继续以国民党军统人员身份潜伏在上海开展工作。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化石’最后一次主动与组织联系的时间是1946年9月30日深夜。他把情报写在一张牛皮纸上,包着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扔进了位于马斯南路的周公馆。这份情报里提到,他已经处决了潜伏在周公馆周围的17名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重伤企图加害周恩来同志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段云鹏。‘化石’提醒组织严密防范段云鹏。可能是由于情况紧急,‘化石’采取了这种非正常联系方式。我们也相信,传递这一情报的人就是在那张牛皮纸上署名的‘化石’,即您的丈夫。”简同志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看到戈木兰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这应该是戈木兰第一次听到关于她丈夫‘化石’在1945年以后的确切消息。

“以后的事,我们没有查到‘化石’与组织发生联系的资料。上海解放后,如果‘化石’还活着,还在上海,他就没有理由继续潜伏,应该与党组织、与政府发生联系,至少会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身份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如果真是这样,最了解情况的人应该还是潘汉年,解放后直到1955年被捕前,他一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公安、政法和统战工作。可是,潘汉年同志蒙冤受审期间,丝毫没有吐露关于‘化石’同志的任何情况。更可惜的是,1977年4月,潘汉年同志在长沙病逝。1979年2月,潘汉年同志的妻子董慧同志也病逝了。” 简同志说到这里,再次停了下来。他看到大滴大滴的泪水从戈木兰脸上滚落,一旁的工作人员赶忙帮老人擦拭泪水。

“我们还走访了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李士英同志,他说他对‘化石’的情况毫不知情,我们还对他说了‘化石’的德文名字汉斯•亨利以及中文名字,他说都没有印象。我们又走访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同志,后来他接替李士英同志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1955年蒙冤被捕,1980年4月获得平反。我们见到扬帆同志时,他几乎双目失明,还得了精神分裂症,他无法与我们进行正常的交流。我们还走访了胡均鹤,他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1954年被捕,不久前刚刚保外就医,还没有平反。我们见到胡均鹤时,他已经神志不清。我们还赶到长沙,走访了王方南,他是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最后一任站长。早在1948年9月,王方南就已经主动向我党上海地下组织投诚,暗中协助我党工作。解放后,王方南没有被安排公职,以杂货店老板身份做掩护,暗中与扬帆单线联系,秘密监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活动。1955年他受杨帆案的牵连也被捕,1975年才出狱。前不久,刚刚获得平反,享受起义人员待遇。王方南对我们说,1949年5月23号上午,他还见到了‘化石’。因为那一天是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的日子,除他外,整个保密局上海站已经好多天没人来上班了,那天看到‘化石’他印象很深。当然,王方南并不知道‘化石’这个代号,只说了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和大致履历,与‘化石’完全吻合。在王方南的印象里,‘化石’既没有抓过共产党,也没有审过共产党,更没有杀过共产党,一度也被怀疑是共产党,但是没有证据。在王方南眼里,‘化石’很会搞钱,他用的词是投机倒把。至于‘化石’以后的情况,王方南一无所知。至此可以肯定,直到1949年5月23日,‘化石’还活着。另外,还有4个人有可能接触过‘化石’的资料,分别是陈毅同志、罗瑞卿同志、李克农同志、和饶漱石。陈毅同志在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市长,是副市长潘汉年的上级,1972年病逝。罗瑞卿同志时任公安部部长,也是奉命逮捕潘汉年的执行人。罗瑞卿同志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1978年8月病逝。李克农同志1955年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在审查潘汉年案件时,针对潘汉年投敌的嫌疑提出了五大反证,这五大反证也为日后潘汉年同志的平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惜,李克农同志早于1962年2月病逝。饶漱石在解放前曾是潘汉年的上级,1955年因‘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1975年3月在牢房中病逝。”简同志说到这里,再次停了下来。他看到戈木兰的上下嘴唇有些颤抖。

“此外,我们还仔细查阅了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地的历史档案,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所有被捕的敌特分子档案,都没有查到与‘化石’情况吻合的资料。我们还仔细查阅了上海市公安局自1949年到1955年的所有文件,也没有发现‘化石’的痕迹。所有这些过程,我们都仔细对比过‘化石’的照片、德文名字汉斯•亨利、中文名字以及他的代号‘化石’,都没有结果。说到这里,还想到一个找人的方法,那就是公开发布寻人启事。‘化石’是隐蔽战线工作者,他的失踪如果从1949年5月24号算起,至少也要等到1999年5月25号及以后,才能在报纸或广播上以刊登寻人启事的方式来寻找他,这是隐蔽战线的保密规定。至少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向社会公开‘化石’的中文名字,这也是他在敌方阵营使用的名字。关于您说的代号为‘长线’的同志,最关键的知情人潘汉年已经去世,我们也问遍了所有在世可能知情的人,也查遍了资料,始终没有丝毫结果。戈老,我们真的很抱歉!”简同志说到这里,现场陷入一片沉寂。

“简同志,窦同志,谢谢你们,你们尽力了!”说到这里,大滴大滴的泪水再次从戈木兰的脸上落下,一旁的工作人员赶忙帮她擦拭。

“我坚信,不管‘化石’同志出现什么情况,他都是党的人,他绝不会背叛党组织,他绝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他绝不会投靠敌人!”戈木兰一边激动地说着,一边用双手拍打着轮椅的扶手。‘化石’长久杳无音信,投敌叛变与否就成了最为敏感的问题,而且不容回避。戈木兰扫视了一遍窦同志和简同志,似乎从二人的脸上看到他们的疑问:凭什么如此肯定?

“1927年11月,‘化石’的母亲被纳粹冲锋队炸死。为了逃脱纳粹的魔爪,1928年初,‘化石’和他的父亲登上了一搜邮轮,结果就在途中,‘化石’的父亲被1个冲锋队的人和3个日本人扔进大海。1944年8月初,打入国民党军统的‘化石’同志和另外4个人被军统派到衡阳执行任务,那时“衡阳保卫战”已接近尾声,战况相当惨烈。到了衡阳,‘化石’同志才知道,他们的任务竟然是刺杀衡阳国民党守军统帅方先觉。蒋介石担心方先觉支撑不住会向日军投降,蒋介石希望方先觉战死沙场。这样荒唐的任务,使‘化石’同志对国民党充满了失望和厌恶。结果另外4个人都死了,‘化石’同志被日军捉住后还被日军做了活体实验,受尽惨无人道的摧残,九死一生才逃回上海。你们说,这样的‘化石’同志能投靠日本人吗?能投靠国民党吗?我坚信,‘化石’同志始终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永远都不会辜负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嘱托,他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戈木兰说完,放声痛哭。寻找‘化石’同志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这或许令戈木兰预感到,在她的有生之年,已经无法活着见到自己挚爱的丈夫、绝对信任的战友‘化石’同志了。

“戈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这几年,我们接触了很多平反的案子,光是看那些文字,我们的内心都要承受巨大的考验,有的时候几乎要崩溃,更不用说那些当事人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很多人本来是受害者,可是为了摆脱困境,选择了说违心的话,乱咬别人,也成为害人者。我们查阅您蒙冤受审的卷宗,根本看不到您揭发别人半个字,甚至还看到您坚持原则,肯定潘汉年同志对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戈老,我们真的很敬佩您。”窦同志说。

“啊,谢谢你们对我的夸奖。其实,也没什么。我1927年就入党了,各种斗争、运动见得多了,深知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成色,忠诚可靠和光明磊落还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身为共产党员,我是什么样的成色,我丈夫‘化石’同志就是什么样的成色,甚至更加出色!”戈木兰说完,脸上洋溢着自豪。

“戈老,解放后,您蒙冤坐牢20年,而且为了革命,至今您的丈夫‘化石’仍然下路不明。如果上天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革命道路吗?”窦同志问。

“毫不犹豫选择革命道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极端腐朽的家庭,付出了33年的真诚和努力,换来的却是如同流浪狗一样昏暗、卑微的人生。感谢邓颖超同志,把我引向革命道路,使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也使我遇到了今生挚爱的同志和伴侣,我的丈夫‘化石’同志。蒙冤坐牢这20年间,即使受到不公的对待,我依然可以接受。因为我曾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付出努力、做出贡献,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还有我挚爱的‘化石’同志让我牵挂,让我思念,我并不觉得有太大的委屈。如果不走向革命道路,我将卑微而毫无意义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戈木兰说完,用坚定的目光看着窗外的远方。

“戈老,今天您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堂课,让我们受益良多,谢谢您。我们特别希望可以找到您丈夫‘化石’,可惜,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达成您的这个心愿。我们内心真的很遗憾,甚至还有些内疚。”简同志说。

“该做的,你们都做了,找不到人,不能怪你们。‘化石’同志的事,我也想通了。如果1949年他回到组织怀抱,很可能也会和我一样受到牵连而入狱。即使他侥幸躲过牵连,估计也躲不过‘文革’的冲击,很可能会被整死。前面你们还提到了孙炳文,1922年在德国柏林从纳粹冲锋队手里救出‘化石’的也有他。孙炳文的儿子孙泱,曾当过朱德委员长的秘书,是人民大学副校长,1967年10月6号受张春桥迫害而死;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还是周总理的养女,戏剧艺术家,1968年10月14号受江青、叶群迫害而死。这么看,‘化石’同志也是幸运的。我想啊,‘化石’同志可能背负着什么重要的使命。窦同志,简同志,我谢谢你们!”戈木兰说完,用双手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戈老,能和您这样内心敞亮的人谈话真是我们的幸运。在结束谈话之前,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还希望组织为您做些什么?”窦同志说。

“补发给我的工资到位时,如果我已经离开人世,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我离世所在地的儿童福利院。那些孩子已经遭遇不幸,应该让更多的阳光照耀他们。本来还想为这些孩子多做些事,看看自己这身子骨,也只能做这点儿了。我死后,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搞任何纪念活动,不搞墓地,不留骨灰。”戈木兰说完,长出一口气,双手自然下垂,背部向后斜靠,脑袋耷拉下来。她离开了人世,走完了一位优秀女共产党员传奇的一生。

(注:本报记者麦丰收同志根据戈木兰同志的自传及采访窦驭理同志和简报国同志整理出本报道。按照隐蔽战线的保密要求,本报道隐去了‘化石’的中文名字和照片。至本报道定稿时,‘化石’仍未找到。)

读完这篇报道,伍克缓缓合上报纸。他觉得胸口憋得慌,做了几次深呼吸,才略有好转。触摸那些文字,伍克觉得自己不是一名读者,仿佛是一位活着的见证人。联想到自己近几个月的那些梦境,伍克做出了一个令他颤抖的猜测:报道中戈木兰的丈夫‘化石’就是自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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