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科幻小说领域提名一位最伟大作家……

博雅好书 2018-09-12 1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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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编者按:说起H.G.韦尔斯,大家可能不陌生,他的《世界史纲》由梁思成等译、梁启超校,至今风行中国读书界。但其实他的主业是一名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前几年斯皮尔伯格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世界之战》便出自他的手笔。


如果一定要在科幻小说领域提名一位最伟大作家,我会选择H. G. 韦尔斯。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是关于科幻小说起源和发展的第一部全面历史。从文学史、宗教史和思想史的多重角度考察了科幻小说从诞生。到20世纪以小说、电影、电视到漫画等各种风貌呈现全盛之势。


这本书北大出版社库存只剩300多本,由于版权到期也不再会安排重印,科幻迷如果感兴趣可以抢购一本。

(本期编辑:马小欢)



如果一定要在科幻小说领域提名一位最伟大作家,我会选择H. G. 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他为科幻小说创造了不少新的预设,虽然他更多地是对科幻小说中的喻象进行改头换面,但是此改头换面之喻象往往在一种现代方式中焕发生机,同时携带了一种韵味无穷的诗意,以及一种对决定科幻小说整体的辩证法的深刻(也许是直觉的)理解。


  对于不是出生在英国如蔓萝 般复杂的阶级体系中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决定韦尔斯的人生以至小说的关键因素之一的。


韦尔斯出生于一个既非贫贱但是也并不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原先是一位职业板球选手(板球在英国一向享有崇高地位,但是板球选手分为业余“绅士”与专业“选手”,后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韦尔斯出生以后,他经营一爿小店。对韦尔斯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他的母亲,则在肯特郡一个望族家里做女仆。韦尔斯最初进入一家布店当学徒,后来发奋图强,成为米德赫斯文法学校的一名助教。从这一职位,他获得了伦敦的科学师范学校(一所不具大学地位的学校,但是当时有卓越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在此任教)的奖学金。


韦尔斯后来曾说起,他选修赫胥黎的课程的那一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具受益匪浅的一年”,“在学期末,我形成了一个清晰、彻底而有序的真实宇宙观”(Wells, Modern Utopia, p.226)。赫胥黎的科学人文主义,以及对进化论的强烈改宗,都在韦尔斯的写作中有明显体现,它们实际上作为媒介表达了一种更深的社会情绪。若在一个以才能为基础的社会中,韦尔斯以其天赋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成功,但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并不是这样一个社会。韦尔斯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很难获得晋升之途,所以遍尝社会斗争之苦味,这与他所学到的卡尔文进化论如出一辙,即世界是充满你死我活抗争的场所,韦尔斯也体味到“科学”话语风头甚健之潜力,即将盖过“阶级”和“宗教”话语。这也同时给想象出众、下笔娴熟的韦尔斯作品,更加增添了一种对社会相关度的深谙其味,这是俨然自得的资产阶级凡尔纳所缺乏的。


  韦尔斯的写作生涯相当长,在其暮年,韦尔斯成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评论家经常把他的写作划分为两个时期:


1914年以前,在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大多数作品;以及一次大战以后,在笔者看来,这个时期他穷尽了各种风格的写作。他晚年的宗教神秘主义和神学寓言转向,可以被视为是已经存在于他早年作品中的核心辩证法的显现而已:关于宇宙的科学视角与神秘主义视角之间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小说”(韦尔斯也写过这类作品)和“科幻小说”之间的形式上的普遍张力,这两种形式在韦尔斯作品中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度交织在一起。


  实际上,虽然韦尔斯至1940年代仍然笔耕不辍,但是他的科幻巨作几乎都写于1895至1905年期间。他的第一部小说《时间机器》(1895)是韦尔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之一。在《时间机器》之后,其他巨作纷纷问世。《莫洛博士岛》(1896),《隐形人》(1897),《世界大战》(1898), 《当睡者醒来时》(1897-8), 《从机械和科学的进化过程预测人类生活及思想的反应》(1901), 《最早登上月球的人》(1901), 《神的食物》(1904)以及《现代乌托邦》(1905)。


  早在1888年,韦尔斯就在发行量很小的Science School Journal上登出了《时间机器》的初稿,其标题为拗口的“时间中的阿耳戈英雄们”(Chronic Argonauts)。在于1895年成书之前,《时间机器》至少“六易其稿”(Hammond, p.79)。在《时间机器》里,“时间旅行者”(我们不知其名)发明了一台使人能穿梭于时间之中的机器。他坐着时间机器来到了公元802701年,发现人类演化(我们不妨说“退化”,如果这不给人一种达尔文“演化” 一词与进步相始终的不恰当感觉的话)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容貌佳好却有智力缺陷的埃洛伊人,他们在地上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而野蛮丑陋的莫洛克人生活在地下,他们趁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把埃洛伊当做美餐吃掉。旅行者后来再向未来行进,见识了更进一步的“退化”:人类变得像兔子模样(这一场景在1895年的版本中被删去了)。而惨淡的最后一幕,是身如螃蟹般的怪物们在濒亡的太阳下,在走投无路的海边左突右冲。


  传统的批评家把小说中的新意看做是对英国阶级结构的一种反思,或者是设想“遥远未来”的一种强有力的尝试,再或者是暗含了韦尔斯通过赫胥黎而得到的达尔文理论。埃洛伊人,“那些虚弱而退化的艺术的人们”,在田园般的地上天堂里,过着如古希腊人一般的生活,“具有一种1870年代的美学气质”(Aldiss, p.118)。毫无疑问,故事中的莫洛克人,是对产业工人的一种达尔文式延展:“即使是现在,产业工人实际上不正是生活在脱离了地球自然表面的人工环境里吗?”(Wells, p. 52)食人族般的莫洛克人吃掉美貌的埃洛伊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一则野蛮人讽刺作品,或者反讽,或者19世纪晚期的英国固有的阶级暴力。韦尔斯为这样一个奇异而极端的情节提供的类科学解释,则加剧了莫洛克与埃洛伊人的斯威夫特式讽喻。


  然而,这并不是解读这篇天才作品的唯一方式。把韦尔斯看成一名“哲学家”、“类科学家”或者先知——这样一个角度虽然韦尔斯本人也赞同,会让我们忽视他之作为一名作家的卓越才能。我首先想说明的是,这部作品——在它是“关于”阶级、达尔文主义、人类退化或者预言之前——首先是“关于”叙事和科幻小说的。评论家们把这篇小说的新奇之物(能进行时间旅行的机器)看做是检视进化过程或者是进行阶级讽刺的一种工具,我们在反对上述解读之时,可以把它看成是为了叙事目的本身的苏文式“新奇之物”,是自我观照的文本性的一种。


  在韦尔斯的许多短篇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叙事模版:在一个“稀松平常”的环境里,一样设备、物品或者环境引向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1896年的〈墙上的门〉的主人公发现了一扇神秘的绿色大门,通过它而离开19世纪伦敦那令人窒息的现实,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阳光更温暖、更柔和、更沁人心脾,空气中都透着微弱而坚定的喜悦”(Wells, Short Stories, p.148)。这类写作手法在后来的小说中屡屡出现。在1897年的〈戴维森的双眼的奇妙变化〉中,一场紊乱的科学实验使得主人公的平常视线变为了颠倒的视线。而在1899年的〈水晶蛋〉中,一枚水晶蛋使得他的拥有者——一个伦敦二手货店主——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视线,他能看到火星上的房屋和飞来飞去的火星人。《水晶蛋》很好地说明了这类小说的叙事策略:在店主穷酸的中下阶层身份(Cave先生,带着他自私的老婆和一群不知感恩的孩子),和水晶蛋开启的奇异世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对比是内在于小说的叙事的:正如韦尔斯后来在《自传》(1934)中提到《时间机器》时说的,“我意识到,如果要讲述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那么故事的背景就应该越普通越好”(Quoted in Lawton, p.xxxiv)。实际上,在《水晶蛋》中,水晶蛋之所是,就是科幻小说本身。正是它带给我们不可思议的、彼世界的视野。通过位于七面钟 地区脏兮兮的二手货商店与域外的火星宫殿之间的对比,韦尔斯在19世纪晚期的“现实主义”小说(韦尔斯虽然不时也写作此类作品,但是此类作品更多还是与乔治•吉辛 和阿诺德•本内特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科幻小说的天马行空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这不仅是《时间机器》,而且是韦尔斯“伟大的十年”中所有作品的关节点。对于《时间机器》这部小说,我们最好不要解读成对当时阶级环境的隐喻式“编码”,而应该理解为那些环境的整体再现(现实主义),与对这些平凡而普通再现的逃遁(时间机器自身,或者“科幻小说”)之间一种精心设计的平衡。诚然如一些评论家所言,可以认为作者用时间机器来代表达尔文时代,但这是把时间机器作为了中介物。时间机器“如同”一个闹钟、一辆车、一件武器,以及其他各种物件,评论家认为小说围绕着这些物件而添砖加瓦构思出来。但是时间机器是一个文学工具。为了换一个阅读角度,我们最好回想一下新奇之物是如何开始的。不知其名的时间旅行者“向我们讲述着一件深奥的事”,解释着“时空”的概念:


  任何实体都在四个维度里延伸:它必定有长度、宽度和厚度,还有持续度……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事实。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四维时空,三维构成了空间,第四维正是时间。


  “第四维度”对我们来说隐而不显,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的意识沿着时间无间断地蜿蜒而下”。这种不可见性是小说主题之一,而为时间机器在时空中穿梭时“不可见”这一概念所强化。韦尔斯以一种类科学的语言对其进行解释:“正如轮子在转动的时候,看不到辐辏,或者子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肉眼无法分辨一样,我们也看不到运行着的时间机器。如果时间机器以五十倍或者一百倍的速度穿梭……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将只能是它不进行时空旅行的五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分之一。”(Wells, p.17)在小说的最后时间旅行者又开始新的旅行时,人们瞥见时间机器“如影似幻、模糊难辨……几近透明”(p.90),我们了解到了这一原则在起作用。在时间旅行者自己所述的故事逻辑中,这一“不可见”或者“如影似幻” 好比是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之间的关系。


  1896年的《莫洛博士岛》是对《弗兰肯斯坦》的出色改写,里面融入了更明显的宗教风格。韦尔斯笔下的科学家——活体解剖家莫洛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对各种动物进行再造,使它们的外形更像人类,使它们的大脑更具智慧。这些再造动物就像玛丽•雪莱的怪物一样,是丑陋加上狗、豹、猪和猴子的奇异美的惊人混合体,“它们也缠着头巾,在头巾下露出了望向我的鬼灵精怪的脸,那长着突出的短下巴和明亮眼睛的一张张脸庞”(Wells, Island, p.27)。在它们发展出的初级宗教中,莫洛是兼仁慈与痛苦的上帝(圣歌这样唱道:“他是带来创伤之手,也是带来疗治之手”)。小说中科学的伊甸园也包括仿照圣经不可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实的命令:莫洛禁止他的兽人尝试血的味道。这一禁令当然也被违反了,兽人们回复到了原初的兽性。我们也许希望把这个故事解读为对组织化宗教的直截了当的讽刺。但是矗立于想象中心的,正是由韦尔斯那娴熟而伤感的笔调唤起的这一想象世界的特质。兽人作为一种新奇之物,使得韦尔斯游刃有余地表现出了人性中的文明与兽性的微妙关系。将这个故事内嵌在科幻小说风格中的优点在于,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之间更宏大的辩证关系。韦尔斯后来开心地把这本书称作为“在年轻的渎神情绪中的一种尝试……一种神学的怪诞体”(quoted in Kemp, p.211)。


  1898年的《世界大战》本身的震撼力,以及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影响(斯皮尔伯格2005年的《世界之战》是系列改编电影中最新的一部),让我们几乎忘记了令人丧胆的“未来入侵不列颠”小说在19世纪晚期其实是多么层出不穷(见上文第116-118页)。也同其他韦尔斯小说一样,故事以一个英国人的寻常生活为中心,紧接着是对这种平静生活的急剧打破。韦尔斯的独特之处在于,进犯者并非是德国人,而是外星人。一个巨型金属圆筒坠落在沃金周边地区,从圆筒里出来长有触手的火星人,从高高竖起的三角金属机器上,他们向地球人开战,将战争废物丢弃在东南英格兰,这些战争废物最后成为人们对此毫无办法的横扫一切的细菌。


  韦尔斯的火星人是根据当时的科学窠臼来进行想象的,火星被认为是一颗比地球更久远的行星。火星人之所以企图征服地球,是因为他们的星球已经过度进化而正在衰亡。韦尔斯告诉我们,“他们是一颗颗头,只是一颗颗头。他们完全没有内脏”(Wells, War, p.119)。除了将其他动物的血直接注入循环系统,他们并不进食别的食物。他们的生活为一种先进然而却相当冷酷的理性所统御。同样,在地球人看来,他们的长相如同怪物:


  从来没有看见过火星人的人很难想象出这么恐怖的外形。奇怪的V型嘴巴和凸起的上唇,没有眉骨,楔形的下唇下面也找不到下巴,嘴巴不停抖动,长着一条条向神话里女怪身上的触手。(Wells, War, p.19)


  对外星人怪物般的恐怖长相的这一出色的视觉化,正是众多湮没在历史中的同时期入侵小说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世界大战》一书的取胜之处。


  在整部小说中,韦尔斯的写作都极具控制力与表现力。韦尔斯所渲染的由于火星人的威胁而人去城空、长满了红草的伦敦的那种荒芜之美,几乎无人能及。当最后一个火星人停止他凄厉的叫声而死去的时候:


  我穿过桥,“乌拉,乌拉,乌拉,乌拉”的叫声猛的停下来了。这声音好像是给打断了。犹如一声轰雷,万籁突然俱寂。


  在夜色下,四周的房子渐渐变得模糊了,公园附近的树林也越来越黑。我身边的废墟上到处爬满了红草,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朝我爬过来。深夜,恐惧和神秘的根源扑面而来。有叫声的时候,孤寂也是可以忍受的;它使伦敦又有了生机,也让我有了精神。然后突然起了变化,某些东西消逝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能感觉到的只有沉寂。(Wells, War, p.159)

 

 类似于阿拉伯语的叫喊“乌拉”,以及它的应答声“阿拉”,是一种有趣的接头暗号(想必用V型嘴是相当难发出这两个音的)。《世界大战》与19世纪80到90年代的入侵奇想小说一样,捕捉到了世人对陌生事物的极大憎恶恐惧。那么,火星人是否仅仅是“陌生者”的代号?苏文是持这种观点的:


  《世界大战》用令人嫌恶而恐怖的“种族”他者性的戈培尔式语调来描写火星人,给与他们嗜血捕猎者这唯一的角色。(它将大屠杀——这被描写为殖民者对被殖民人民的暴行的回响——以及恐怖小说中的吸血鬼融合在一起。)(Suvin, p.78)


  许多评论家指出了,韦尔斯的小说象征地提取了他的时代的关切点。韦尔斯的火星人当然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使用先进技术来入侵别国(英国),而英国恰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积累了它的帝国地位。换句话说,火星人的到来以及他们机械化的野蛮行径,是某种象征形式,韦尔斯以此种象征来探索一些更深的关切:对帝国建设中的暴行、对他者的焦虑、帝国施加给本国人民的与他者的不期而遇。许多评论家将这一相当显见的观点推进到了文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情结的深处,但它说到底还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观点,不需要过度阐释。用布莱恩•阿尔迪斯的话来说,韦尔斯的小说“给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展示了它们穷途末路的那一天——武装以先进技术的敌人的入侵会给它们带来末日”(Aldiss and Wingrove, p.71)。但是这种论断将《世界大战》化约为一种政治信息,而忽略了全书的力量。在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激荡人心,在于韦尔斯对想象图景中每一个细节的微妙捕捉。

 

 1897年的《隐形人》简短而逼真:科学家格里芬是一位反社会、(在故事结尾)实际上神经错乱的人士。他发明了一种使自己隐身的方法,但是发现难以逆转这一过程。于是他用衣物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逃往一处英国村庄,在一间小旅店里试图继续他的研究。但是当地人开始怀疑他,在发生一系列偷盗等事件之后,他们越发起了疑心。隐形人在被扒光了衣服之后,表现出一种自大狂式的欲望,最后被当地人追杀,在他死去的那一刻,他居然再度现出原形。当然,这是一部“关于”看(seeing)的作品。但是隐形人自己是科学家这一事实并不是巧合。小说中暗示,隐形使人脱身于社会交往,并以此脱身于社会责任,也带来了悲惨结局。我们可以像许多评论家做的那样,将《隐形人》置放在与19世纪监狱管理学传统中,这一传统与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有关,他提出一种理想的圆形监狱 ,在其中所有犯人都能置于狱卒监视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将边沁的这一思想视为19世纪文化逻辑的表达。 基于复杂而不可避免的原因,权威有赖于“看”。从这一逻辑中逃脱的隐形人立刻就成为了一种社会威胁。

  换句话说,这是一部 关于“隐身”(神秘、未知)之物——与已知的、技术的以及机械的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格里芬用来使自己隐身的工具从未在小说中出现,也没有被描述过)相反——的危险性的文本。它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叙事”自身的传统的一部奇想小说:隐身而无所不知的叙事者,他能够在小说中来回穿梭而不被书中角色所注意,同时对他们的私人行动甚至想法了如指掌。就如同韦尔斯的其他杰作一样,这部小说将政治、文化、形式和思辨折叠进一个收放自如的文本中。


  毫无疑问《隐形人》是韦尔斯最后一部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部为今天普通读者所熟悉、被频频改编的作品)。虽然韦尔斯写有大量作品(相当一部分写在《隐身人》之后),其中不乏杰作,虽然他即将在他的时代家喻户晓,但是后代无疑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为挑剔。而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在世纪之交,韦尔斯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另一种风格的作家。


  《当睡者醒来时》(1897-1898)是一部伪装得很好的宗教戏仿作品。小说中,一位19世纪的普通英国人格雷汉姆昏迷过去,醒过来后进入了未来,发现他的存款复利的神秘增长居然使他成为了世界之主,有12名受托人以他的名义组成团体(这些人无疑为他的复活而深感烦扰,虽然口头上大表喜悦)。伦敦之成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威胁格雷汉姆生命的政治密谋,是本书扣人心弦的主题。但是正如Peter Kemp指出的,小说的中心其实是关于“奇迹复活”的“宗教讽刺”(“世界之主格雷汉姆,发现他的财产为12名可疑的弟子所掌管……他们的言语经常是假心假意地大唱赞歌而已”, “Verily it is the Sleeper”, Kemp, p.211)。


  《最早登上月球的人》中运用了19世纪晚期令人熟悉的反重力金属(见第108—110页,韦尔斯将之称为Cavorite),以及太阳系的奇异之旅来作为这部颇具可读性但是并不特别吸引人的冒险小说的框架。两位地球人无意间来到月球,在那里遇到了住在月球里面的虫形月球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脱离后者的魔爪。1901年的《从机械和科学的进化过程预测人类生活及思想的反应》与其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一部严肃的推想之作,在韦尔斯的时代获得了巨大成功,对于今天严肃思考人类未来的清醒头脑来说,《预测》依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韦尔斯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有害转向。按年代顺序阅读韦尔斯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早期作品中突出的戏剧化观念与《预测》所激发写作进路中对普遍化、全景化的野心之间的——有时候得到拙劣掩饰——截然二分。实际上,在《预测》第一页的脚注中,韦尔斯把小说的细节性和确然性(这造就了韦尔斯小说中最出色的片段)视为一项他希望克服的缺点:


  小说必然是具体而确然的。它排除其他可能性。它的叙事目标切断了繁复的可能……与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偕行的是某种放弃。实际上,未来小说整体上放弃了对未来的预测,成为争议重重、小心翼翼或者理想主义的,仅仅是作为了对当今现实的不满的一个脚注或者评论。(Wells, Anticipations, pp.1-2)


  我们有权提出这一个问题:一位像韦尔斯这样的文学天才何以错得如此离谱?


  韦尔斯这一决心带来的阴影笼罩着他后期的许多小说。1904年的《神的食物》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把它看做是基于斯威夫特的“巨人国”的单维度奇想,小说的预设是相当有趣的。一种新的营养品(Herakleophorbia或者Boomfood)能使吃它的生物变得庞大无比。鸡大得能吞下猫类,甚至人。老鼠和甲虫大得可以攻击人类。小说在最后部分却转换了语调,放弃了这一相当生动的恐怖剧,而代之以对食物提供给敢于食用它的人们的“伟大”(兼字面义和隐喻义)的潜力的言而无当的哲学思考。韦尔斯总结说:“大小难于相互理解,但是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隐隐显现着伟大的种子——等待着去实现它的食物。”这一艺术上从具体到普遍的弱化转变,是韦尔斯写作生涯之发展的一个标志。他从早年科幻小说表现力极强的刻画入微,走向了《预测》之后的“宏大卷轴”中的概括化(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抽象)的虚浮自信,试图描画未来的诸种可能。


  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威尔斯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转折,这也在他这时期的作品种类和类型中得到反映。用帕特里克•帕林德的话来说:


  在《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中所反映的对地球冷却的预想在当时科学观中失去了市场。在1908年的《镭的介绍》(这本书促使韦尔斯设想了核战争的可能性)一书中,弗里德里克•索迪 这样写道:“我们对于宇宙的看法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宇宙不再是由于耗尽能量而慢慢正在冷却,而是拥有内在物质能量来激活自身的永生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韦尔斯从熵的悲观主义转向了索迪的热核的乐观主义。(Parrinder, Shadows, pp.46-47)


  这一世界观变化的第一个反映是长达5年的断裂期,在这期间韦尔斯几乎完全没有碰触过科幻小说。相反,他写了大量主流小说(他自己视这些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评论家的赞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又再次激发了韦尔斯对科幻小说的兴趣。虽然在主流小说领域继续耕耘,但韦尔斯同时也进入了他第二个科幻小说创作时期。


  《获得自由的世界》(1914)是又一部未来战争小说,从1970年回望发生在1956年的世界大战。小说中,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后果,但是与《空中大战》有所不同的是,在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埃格伯特国王 的领导下,扭转了局势。正如J. R. Hammond指出的,只有在杰出领袖(科学家和哲人王)的寡头政治统治下,能够保证人类的恒久福祉,这一观念在后期韦尔斯的内心里愈发根深蒂固:“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发现这一强调——某位伟人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带领世界走向繁荣;《预测》中的新共和党人,《现代乌托邦》中的萨穆拉,《威廉•克里索德的世界》中的公开的密谋者以及《获得自由的世界》中的‘现代国家’运动。”(Hammond, p.110)韦尔斯绝对不是20世纪早期持此观念的唯一人士。但是许多这方面的同道之人在1930年代都纷纷投向了法西斯主义。我们当然不能把韦尔斯称为法西斯分子,虽然他对尼采式伟人的偏好,以及他对人种改良理论的支持,令许多评论家感到厌恶。


  也许是凭借着直觉,韦尔斯对20世纪的科学新进展相当敏感。《彗星来临》中,彗星尾巴扫过后发生的地球变化,其化学根据即使以1906年的化学标准来看,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彗星“与空气中的氮气发生反应……整个反应在眨眼之间就完成了,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它们变成了可以用来呼吸的气体,与氧气不同,但是对氧气有辅助作用”,Wells, Days of the Comet, p.172)。但到了1914年的《获得自由的世界》,这一幼稚的“化学式”理解就完全被更加现代的“原子式”理解所代替。


  韦尔斯1933年的那部偏于严肃的《未来世界》,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世界大战中,战火夺去了数以亿计的生命。无政府状态盛行,战争贩子残杀着人民;终于,一切被一位伟人所拯救,他以理性为组织原则建立起世界联合政府,重振了人类文明。这部小说写得像是一部真实历史(韦尔斯在1922年出版了他名闻遐迩的《世界史纲》),用一种相当冷静而中立的口吻书写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再建,不过它的长处在于它暗示了一种历史性的时间刻度。导演威廉•卡梅隆•曼泽斯(William Cameron Menzies)于1933年根据这部小说翻拍的电影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美誉,虽然很难理解为何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曼泽斯将这部小说改编为三幕情节剧,以一种相当法西斯化的风格来描写技术治国时代的来临;从天而降的白色飞船救万民于水火。

  对于一位像韦尔斯这样全方位才华横溢(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创作的高水准)的作家,进行简洁的概述与评价是相当困难的。韦尔斯对于科幻小说的发展的重要性这一事实,已经得到评论家反复强调,几乎听得都让人耳朵起老茧了。不过,韦尔斯的成就中还有相当独特的一点:在他的最经典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如脱缰野马般的想象力,加上一种无与伦比的审美上的细致入微。


  对著作等身的韦尔斯的创作生涯进行论述,有沦为列出一串让读者喘不过气来的书单的危险。但是,要从韦尔斯如蔓生般作品的灼灼其华中提取一个简单而令人满意的结论,同样是相当困难的。戴维•史密斯1984年的研究成果《H. G. 韦尔斯:令人绝望的凡俗》认为,韦尔斯在“真实科学”方面接受的正规教育使他的科幻小说扎根于科学精确性而非“类科学”。在很多韦尔斯小说中,明显体现了这种审美理性。但是Roger Luckhurst不同意戴维•史密斯的观点,而坚持认为韦尔斯是“普遍的不纯与杂糅”的代表:


  许多评论将韦尔斯置于哥特传统的框架中。确实,在莫洛博士身上的哥特式混杂畸性中,韦尔斯采用了对科学抱有敌意的文化暗流。在对大自然的实际理解中,韦尔斯可能会对捕鬼者和心灵研究的催眠师不屑一顾,但是他却运用了此类“仿科学”来创作他关于未来预测、水晶球透视、灵魂附体和星际旅行的小说。这些几乎完全不是“真实科学”,但是却在唯物主义的断裂处和空白处获得了施展的机会。(Luckhurst, p.41)


  正是通过从如此多维度来打乱这些哥特的/科学的、魔法的/唯物的辩证关系,韦尔斯超越了科幻小说的二元对立,这位无神论作家将天主教的超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新教”唯物主义孵化为独特而动人的科幻小说。韦尔斯并没有发明科幻小说,但他以惊人的精力和持久的影响力确实使科幻小说核心的辩证关系再度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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