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艳从张园助赈会看《自由谈》谐文和新闻的互文与对话

学术月刊 2018-06-09 09:48:39

【刊《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杜新艳︱从张园助赈会看《自由谈》谐文和新闻的互文与对话


【摘要】1911年8月,为赈济江苏安徽水灾而发起的张园慈善助赈会,因其形式的开放、西化被斥为“伤风败俗”,引发了《申报》对华洋义赈会及会长沈敦和的反感与批判。对小说《助娠会》的解读,使助赈这个话题的相关新闻舆论及《自由谈》的副刊文章在互相召唤中,逐渐呈现出暗示、引用、影射、共现等互文关系特征。同时,沈敦和的正面与负面形象间存在的张力也体现了新闻舆论的多元建构及自我矛盾。而其时有关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的讨论更带来一个多声、论辩、回应、调整等立体复杂的对话关系和批评空间。晚清的传播空间,在新闻与谐文的互文与对话关系中,游戏笔墨的肆无忌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及对话关系能够使批评空间更加具体化、更加充实,是实现文学批评功能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申报》 沈敦和 谐文 新闻 互文性

【作者】杜新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广东广州 510006)。



新闻在中国兴起以来,便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鲁迅有“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的概括。《申报》1872年创刊之初,就表现出新闻对文学的倚重,形成了报纸刊登文艺作品的局面。辛亥革命之际,新闻与文学的互动加强。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的及时性因受新闻的刺激而加强,随着新闻报道的不断追踪与文学文本的多元化处理,新闻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次第关系也渐渐模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大型日报文艺副刊应运而生,并且在吟风弄月之外,更强调紧扣时事。这与时事的刺激及报刊的阶段性发展有关。 大规模报刊文艺作品出现后,新闻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或模糊或清晰,两者的共生、共现现象便值得深入探讨。

与新闻相关、涉及时事的文学作品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批评功能,当文艺手法运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关注、描述、讨论时,它的干预与批评功能会很明显。文学与新闻的互文与互动是实现这种批评功能的重要途径。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的批评功能,《自由谈》较受关注。 1911年8月24日,《申报·自由谈》创刊,以游戏文章为大宗,用谐谑讽刺手法,借文学观照时事,“变其术以求伸言论之自由”。大量报刊谐文,兼有文学与新闻特征作品的出现,在彰显文学批评功能的同时,也演绎着新闻与文学的互文关系。其中慈善一业,更联结着社会民心的诸多方面,最易成为正邪善恶汇集争议之焦点,本文即以《自由谈》初创期由张园助赈会引发的谐文及新闻报道中对华洋义赈会的批评为中心,来展现新闻与文学间相对集中的互文性与对话关系。


小说与新闻的互文:《助娠会》与助赈会



《自由谈》副刊的开篇之作是小说《助娠会》。直接讽刺的对象是新式会党及个中人物,借办“助娠会”乱搞“男女”关系,误人害己。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中曾视其为“科幻小说”,是由“子嗣之艰难,国种之衰弱”而引发的“强国强种”“如何制造新国民”、创造新的民族国家的思考。 但细细查究,宏大叙事并非这部小说的宗旨,恰恰相反,它有着玩世不恭的特质。解读这部进行了大量陌生化处理、颇具怪诞色彩的文本,必须回到历史语境及相关的互文本组成的语境网络中。

且看小说的开篇:

却说下流地方有一个夜花园,园内有个助娠会。那助娠会的总办名叫巾趋绿。人很能干,而且热心。他鉴于子嗣之艰难,国种之衰弱,所以创办这个助娠会,专劝少年男女入会,缴费一元,便可享受许多利益……

小说形式上沿袭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套路,内容却是近代随着“合群”等理念的传播而新兴的会党,而“助娠会”这样的怪思异想只能存在于虚构之中,这就给作品带来了游戏、奇幻与不羁意味,也使得它在历史线索上的前文本难以探寻。至于横向的时代语境的介入却很容易被发现。小说对各种外来因素,或者说西化色彩的处理很引人注目。如小说中男子卜耀明(谐音“不要命”)吃的是“迷魂汤”“冷狗肉”“鸡排大馒头”,女子讨司(谐音“讨死”)要了“人尾汤”“卷筒人肉”“大香肠”,两人“随后又各吃了一杯揩腓、一瓶屈死”。这些显然是对西餐的调谑描写,如冷狗影射热狗,人尾汤之于牛尾汤,揩腓之为咖啡,屈死对应果汁。作者用生硬骇人的字面,给人一种恐怖之感。这种丑化的确表现了作者对西餐、西学以及洋务时尚的讽刺和否定态度。但是否因此就可将小说主旨归结为对“维新的时尚”的讽刺呢? 还是它另有企图?

把文本置入当时的语境,会有新发现。当天报纸上有则《海上闲谈》便说到“某人瞰某会一席,月薪数百金”,记者对“某会”与“某人”的反感与《助娠会》对会党及会长的讽刺对应,似有互文关系。这则短文没有明示具体对象,却留下了相关线索:“无论何处之水旱灾,皆以上海为筹捐之所,由来已久矣。”往前追溯,有则《海上闲谈》:“张园之开助振会,好事也,而其间少数之办事人,则非尽实心办事之人,是又该会之缺憾。” 以上三种文本都表现出对某人与某会的不满,“助振会”(表达救济之意时“赈”“振”为假借字)与“筹捐”相关联,又与“助娠会”有字形变幻的线索。三个文本的比对让人怀疑《助娠会》并不单纯是凿空虚构的游戏奇幻之作,而可能是矛头明确的讽刺影射小说。

关于《助娠会》确实是讽刺张园助赈会的证据,仍需借助相关新闻报道及文本。查《申报》几则《慈善助振大会》广告,可知地址设在静安寺路张家花园的这次慈善助赈发起者是华洋义赈会。 它形式别致、时尚新潮,有音乐会、烟火会、乞巧会、金石书画会等精心设计的会场,更有各种名目的售卖活动,包括彩票券、助赈品、医药、菜肴、酒水、鲜花等。而从8月11日初议到8月19日开幕,这次游园会的组织时间更不足10天。如此高效率令人咂舌之余,也体现了它作为非常时期特别行动的特点。

游园与赈灾的奇妙结合,调动了尽可能多的民众。会场的情景是游人如织、琳琅满目、新奇刺激。如此空前盛况必然会出现差池,甚至有可能惹来物议沸腾。开幕第二天,《申报》有则新闻报道记录了开会盛况,基本是正面信息。报道开头明言“会期匆促”,延至下午三点钟开始,之后是会长沈仲礼及灾区代表演说,并简要描述了会场情况,包括诱人的彩票奖品、音乐烟火、安垲第对联等。 第二天的报道,记录的是同一天的事情,内容与态度却相差千里,大唱反调:

二十五日下午,慈善会开幕。首由沈仲礼君演说。语未及半,有吉林官银号陈君大声疾呼曰:“开会为赈济,固系善事,然伤风败俗之事,究不能堪。今日会中招集无数轻荡少年,于场中兜售鲜花,肆意调戏妇女,实属有伤风化。”

在开幕演讲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人对会场中“伤风败俗”的行为大加批判。张园主人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停会”相逼。华洋义赈会会长沈仲礼当场停止演说,清除了“调戏妇女”“有伤风化”的卖花人。细心的记者还报道了几个具有说服力的场面,如某药店要进会场送清醒丸,却“因系中国药,不许入会”;会场内发现一“无券小孩”,会务人员便要强行“执送巡捕”,最后“经人代纳而止”。这些貌似客观的报道中,流露出明显的批评态度。

以上几则新闻报道及广告,呈现了张园助赈会开办的情况,相对客观。8月22日新闻评论中《海上闲谈》则出现了主观声音,为解读《助娠会》提供了直接的文字密钥:

上海向有夜花园,人皆目为藏垢纳污、制造时疫之所。……日来张园特开慈善助赈会,游人络绎,入夜尤盛,又俨然一夜花园也。……暗陬旷地,时有翩翩者相偶而行,细语不可辨,想必商酌慈善助娠之事……

此文明确地将“张园慈善助赈会”比拟为上海人鄙夷的“夜花园”,而张园助赈会开至深夜三点,在“夜”字的链接下,“藏垢纳污”之类的负面联想也得以暗度陈仓。在描写了许多不堪的细节后,作者忍不住揣测或有“商酌慈善助娠之事”发生。 将张园助赈会直接与“助娠”联系在一起,这篇《海上闲谈》已别开生面,《助娠会》乃有例可援,这两篇文本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

如此再看《助娠会》,其与张园助赈会之间的对应关系便十分明显。“下流”对应“上海”,“夜花园”对应“张园”,“助娠会”对应“助赈会”,“巾趋绿”对应“沈仲礼”,“专劝少年男女入会”的宗旨是对其间有碍男女大防的讽刺,“缴费一元,便可享受许多利益”,是对其广告“入场券每位一元,附赠巨彩”的转述,西式餐饮是对“洋酒洋菜”增价的回应。 至于文本中最难索解的人物服饰也找到了解码的方向。《海上闲谈》提到夜花园为“制造时疫之所”,其有意放大“时疫”误导读者的做法,是想暗示读者“助赈”(“助娠”)与“时疫”存在明显的联系。“时疫”于辛亥之际正是上海最大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人们谈疫色变。其中最凶险的是瘪螺痧,因病人手指螺纹下陷而得名,又以其半日辄死而名六时痧、子午痧。《助娠会》中卜耀明所穿“瘪螺纱长衫”,字面上是瘪螺痧的谐音,观念上则意味着那些不要命的年轻人到会场上去,是携带时疫、传播时疫的做法。有了“时疫”的思路,文中其他衣饰的解读就容易了。如卜耀明内衬“绞肠纱短衫,吊脚衫裤子”,谐音的是“绞肠痧”和“吊脚痧”两种时疫。至于文本中对“子嗣之艰难,国种之衰弱”“制造新国民”的嘲讽,既补充了“助娠”之意,也呼应了时代的主题:种族危机与“新国民”。

以《助娠会》为中心的文本解读表明,文学文本与时事新闻文本间存在非常重要的互文关系,文学文本对新闻文本的依赖性更为突出,前者以后者为潜在语境和前文本。这种互文关系也依赖于作者与读者间就时事、风尚等语境等达成的共识。《自由谈》的谐文与报刊正文之间互相指涉的互文关系,是解读文学文本的重要参考系,必须借助相关的新闻文本及相关信息才能真正呈现文本的面貌。


反向建构的舆论形象:“沈仲礼”与“沈敦和”



小说《助娠会》让“巾趋绿”自道心曲:“人家好好的助娠会,都被他们说坏了,倒显得我是于中取利呢。” 上文论及的谐文与新闻报道批评讽刺的矛头指向了此次张园助赈会的组织者华洋义赈会(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特别是负责人沈仲礼。沈仲礼,名敦和(1866—1920年),曾游学海外,以善办洋务著称,在官场颇有名望,后专心经商,在官、洋、绅、商各界游刃有余,因长于沟通各方力量而成为上海绅商代表,时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在张园助赈会事件前后,公共舆论有关他的报道与描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双面形象。

在正面形象建构中,《沈敦和》一书最有代表性,故本文以“沈敦和”代指正面形象。虽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该书目前仍是研究沈敦和生平的最重要文献。作者对传主的喜爱与崇敬溢于言表,并断言“今日中国五十岁以上之人物,三四品以上之职官,诚无有能与颉颃者”,结尾则称“沈敦和之为当今伟人,确然无可疑者”。 这部传记应该说使“沈敦和”的正面形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他的大名在《申报》上无日不见,且往往一日数见。除新闻报道外,他在当时还具有广告代言人的性质,报纸上出现大量他参与的推广医药、卫生、学堂等的广告宣传。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沈氏此时的社会名望较好,个人影响力与民众信服度较高。

《沈敦和》较全面地概括了沈氏的社会贡献,涉及洋务、军事、外交、慈善、教育和商业。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推慈善事业。他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防时疫、办红十字会与华洋义赈会。早在1904年,沈敦和联络各界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标志,“慈善事业遂开亘古未有之局”。1908年,他用红十字会剩余资金创设了上海时疫医院(China InfectiousDiseases Hospital),因专治时疫而成绩显著。1910年10月底,上海闸北因染鼠疫连死两人,引起租界当局惊恐,酿成“检疫大风潮”。 沈敦和挺身而出,议定自设公众医院,以免被西人操刀,工部局限期4天让他创办医院。中国公立大清红十字会分医院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1911年8月初,闸北再现鼠疫,连日内死人甚多。中国公立大清红十字会分医院闻讯即派数名医士前往检验,积极医治。8月12日,上海道特设中国巡警卫生处,请沈敦和任总办。因此,1911年8月间,沈敦和一直在积极参与检疫、防疫、治疫,并且不断向民众及华洋两界报道防疫治疫情况。在1911年8月20日有关张园助赈会报道同一版面上,另外大半的篇幅则是有关鼠疫情况的通报,一则以报道的方式记消毒防疫之认真,一则是沈敦和有关鼠疫的最新调查报告——《公立医院续查鼠疫之报告》。正因为沈敦和在时疫治理方面卓有成绩,小说《助娠会》才特地将时疫元素纳入文本,以引起读者的联想,将小说讽刺的对象更明确地指向沈敦和。

舆论中的沈敦和形象如此正面伟岸,类似情况在晚清并不多见。同时,反向建构的形象也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沈敦和》一书也提到在庚子事变前后,舆论界曾抨击沈氏,因其精通洋务、熟悉外情而被视为汉奸。本文特以“沈仲礼”指代其负面形象,以作有意区分。

沈仲礼作为商人,往往给人留下以营利为本、唯利是图的刻板印象。1911年8月6日《申报》出现一则痛斥华安人寿公司及沈仲礼的启事,以湖州寡妇王潘氏的口吻讲述了其夫生前通过掮客投保寿险三千两白银,但在其夫丧亡后,申请赔款时,掮客索要三成回佣,索赔未成,因而进行追控。客观看来,这则启事对于事实的交待并不十分清楚,掮客讹诈寡妇的钱,固然有错,但如果收据系个人骗钱的行为,并非华安公司的合法收据,且华安公司并未收到险银,那么华安公司责任有限。但王潘氏并未就事论事,而认为华安公司与掮客合伙串赖,不追究掮客,而指责华安公司利令智昏,并进而把抨击沈仲礼的人格,谓其“本非端人,舞弊营私”,“欲此辈公正,有如望盗贼慈悲”。显然,这则启事会损坏沈仲礼及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名誉,并将唯利是图、舞弊营私的刻板形象附着于沈仲礼。

张园助赈会出现的种种“异端”则成为导火线,点燃了舆论的火药筒,沈仲礼瞬间被抹黑,甚至妖魔化。特别是《自由谈》副刊,对沈仲礼的抨击层出不穷。如《张园慈善助赈会竹枝词十首》讽刺他“岂知尽饱私囊去,辜负名场一世豪。” 有人用《孟子》的句式讽刺他,“某君尝为会长矣,曰,一百五十圆而已矣。……假公而济私图,罪也”。

一篇名为《鲥鳝会败事长致江皖哀鸿书》的讽刺谐文,就利用“慈善”与“鲥鳝”的谐音,将“慈善会会长”谋取私利的行径尽情丑化。该文借用了传统书信体样式,借其人口吻自我暴露:

弟忝列狻狲(缙绅),龟(官)运未通,蜊(利)心不足,此次为诸公特创鲥鳝(慈善)会。自谓区区蚁(义)诚,当为敖敖(嗷嗷)诸公所欢赞,即弟之升龟(官)发财,亦是乎赖。乃有狂妄之徒,辄以蜚语相加,未免鳖(逼)人太甚。彼谓弟借端敛钱,伤风败俗。其实,敛钱为当世所崇,风俗非自我而坏。在彼狂蜂浪蝶、吊螃(膀)心虔,何惜一枚鹰饼?而吾与诸公乘虮(机)囊括,可供几日鲸吞,不亦蟮(善)乎?至谓弟之狐群狗党,罗致妇女,任情调谑,此系上门买卖,非可仅责弟等之鬼蜮也。彼又谓弟在蚁争(义赈)会中恣情酒食,虚靡公款。然则,必使弟鸮(枵)腹从公,为诸公之续而后快乎?方今蝗(王)公大鸩(臣),经手外债,尚有扣头,则弟于鹃(捐)款,何妨染指?杀人不见血腥气,弟之本性则然。诸公不以为嫌,而彼反哓哓焉,不平孰甚?用敢剖陈狗肺,敬布狼心。顺请僵安,诸维冷鉴。     

这篇文章批判的锋芒毕露无遗,仅披着一层文字游戏的外衣。将关键字词用谐音的方式转换为动物词汇,这种方式虽称“曲笔”,其实没有多少隐蔽性。短短三百余言,竟有近三十个动物名称,俨然一幅“禽兽”图。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试图还原的作者本义。文章将该会长描写为恬不知耻、借端敛钱、伤风败俗之辈,并突出其升官发财的利心,贪得无厌的欲念,及恣情酒食、虚糜公款等恶习。而且江皖、义赈这些信息明显将矛头直指沈仲礼。且此文暴露的内情与有关沈仲礼的批评吻合,语境当中的读者对此了然于心。在对有关张园义赈会的新闻报道进行附和、回应与发挥、想象的同时,此文将“沈仲礼”形象的本性界定为极其险恶的“杀人不见血腥气”的魔王。

就“沈仲礼”或“沈敦和”的个人形象而言,无论“鲥鳝”与“慈善”的异趣,或者“魔王”与“伟人”的对立,本文强调的是舆论在形象建构过程当中的权力与张力。考虑到这一时期沈敦和正面形象的整体语境,那么,因张园义赈会而骤起的突发性集中污名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就存在一种反向建构的潜意识。


众声喧哗与不对等的对话



张园助赈会开办的缘起是辛亥年江苏、安徽两地水患灾情严重,华洋义赈会临时发起赈灾救济工作;夏秋之际,江皖水患再度告急,华洋义赈会为唤起民众参与意识而在张园开办游园慈善助赈会。由于张园助赈会引发了舆论对华洋义赈会的批评,华洋义赈会立即作出了调整。在8月19日开场时,沈仲礼中断演讲、清理会场之举就反映了他的积极对话姿态。9月9日,华洋义赈会发出《续募急赈》,继续张园慈善助赈会的初衷为江皖灾民募捐,却并未提及此前精心策划的张园义赈会,而且措辞极为谦卑:“明知强弩已末、冯妇难为,祇以势处至迫,不能坐视,不得不为再三之渎”,传达出困难重重及退意萌生的意思。联系到张园助赈会遭受的种种批评,可以发现,舆论导向已经影响到了华洋义赈会的形象与决策。

按理,华洋义赈会面对新灾情应再接再厉,继张园助赈会后争取更多捐款。但情况却出现了逆转。张园助赈会后不久,华洋义赈会在外部的不信任及内部的分歧中危机加重,一度走向停办的边缘。1911年9月19日,华洋义赈会召开规模空前的报告大会,也即总结大会,报告了10个月来募捐、放赈、医救情况,用数字与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同时,两位会长提请辞职。会长隐退后的华洋义赈会何去何从,引发了大会的争议。停办?续办?还是另立同类性质的新会?由于江皖新灾情十分严重,此时停办,坐视不管,不合情理,因而“劝立新会及延长旧会问题”被提上议程。也有人出面肯定原会长的成绩,并挽留两会长继续办理。两天后,部分董事重开会议决定另组新的委员会,并邀请沈仲礼与福开森继续担任会长,二人未允,而以“华洋义振会议长”之名将原董事会余款移交新干事部。

沈仲礼与福开森离开华洋义赈会的原因,新会称是“有事离沪,振务不能兼顾”,学界也多认两人是为办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而离开。但“不能兼顾”,显系托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二人曾同时经办红十字会与华洋义赈会等慈善事务,并卓有成效。 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张园慈善助赈会因“伤风败俗”、手法大胆而引起了舆论批评,进而加深了人们对华洋义赈会特别是会长沈仲礼的误会,“牟取私利”的传闻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沈仲礼的社会信誉、积极性与自信心,导致了原董事会的解体与重组。由于华洋义赈会是短时效组织,而红十字会是长时效组织,沈仲礼选择了舍卒保车,是可以理解的。

对张园义赈会造成的信誉危机而言,华洋义赈会开报告大会、进行重组是积极应对,而沈仲礼并未进行反击或辩护,黯然退出应属消极应对。推其原因,《申报》对沈仲礼的攻击最有力的文字多是副刊“游戏文字”,面对暗器伤人,只能明枪防卫。面对各种指责沈仲礼“牟取私利”的说法,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公开财务。实际上,沈仲礼汲取了西方社会组织管理中的法治与信用精神,华洋义赈会的财务制度比较周密,总会事务所的司库按时归纳总会和各分会资产、收支、负债、积存、赈款用途等情况,一一造册列明。并定期编印《华洋义赈会年度赈务报告书》(即“征信录”),以中英文公之于众。9月19日报告大会显示,1910年12月成立到1911年9月,该会总共募集捐款合英洋1526012元,支放赈银、赈粮等款共计1448485元。 数据确凿,铁证如山,事实面前,各种批评沈氏及华洋义赈会牟取私利的声音不攻自破。

如此,关于沈仲礼的舆论中伤与谐文笑骂也渐渐止步。《助娠会》及《鲥鳝会败事长致江皖哀鸿书》的作者王钝根也转变了态度:

吾观华洋义赈会之收支报告,于是叹中外人士之好善,而尤感办事诸公之热心。灾民何幸得诸公,既捐资财,复劳心力,郑重振款,不事虚糜,遍地哀鸿,咸沾实惠。……设使在黑暗时代,经理者不得其人,或会长虽以饥溺为怀,而左右视为渔利之薮,酒食征逐,月支夫马费数百金,暗中亏蚀以数万计,则嗷嗷者虽受巨害,亦无如之何耳。

文章看起来好像对华洋义赈会充满了赞誉和敬佩,但结合此前种种舆论,这段话就有了两个读法:其一是正读,肯定华洋义赈会办事人员对灾民的贡献;其二是反读,不相信华洋义赈会办事人员能公而无私,尽管数据上看不出明显破绽,却很可能暗地里有盘挪吞噬、虚靡公款的勾当。实际上,从其措词的闪烁看,反读的做法应该是作者的本意。但“会长虽以饥溺为怀,而左右视为渔利之薮”这句话却传达出重新审视沈仲礼的坦诚。与游戏文章的偏激化不同,这则《海上闲谈》对华洋义赈会的态度,起码表面上是公平冷静的。面对类似阳奉阴违的做法,华洋义赈会与沈仲礼也无如之何。

沈仲礼离开、重组后的华洋义赈会继续在辛亥革命之际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明显加强了官方色彩。而在沈仲礼主持华洋义赈会时,则与官方力量保持了相对独立。在江皖水灾严重时,盛宣怀奉命设立了江皖筹振公所,到辛亥革命前各种收捐款银合计“一百四十六万两”。 但盛宣怀代表官方以给捐款的人仕途或名誉上的优奖为报,相比之下华洋义赈会的筹款更为难得,也更少追求利益回报。盛宣怀还提到美国红十字会派詹美生(C. D. Jameson)来华的经费,“初拟由华洋义赈会担任,臣以事关内政,已与美使及该会妥商,仍由筹振项下开支,以顾大体”,涉及两家助赈机构的公私性质与效力范围,说明早期的华洋义赈会与后期相比更加独立自主,民间性与中立性更突出。

另一方面,沈仲礼全力维持的红十字会也面临着与官方力量的角力。一直以来,吕海寰、盛宣怀等官方力量都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化。红十字会的成立,清政府的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杨士琦等官员受清廷之命,曾多方协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并于1907年始,多次向朝廷请奏筹办中国红十字会,1910年2月27日,清廷终于颁旨,任命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对于清政府将红十字会实行官办的做法,以沈仲礼为首的原红十字会董事持不同意见,并有所抵制。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朝廷将盛宣怀推为“误国首恶”,10月25日,改由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职。吕海寰立即向沈仲礼求助,但沈仲礼很不客气地予以拒绝,强调红十字会的性质与归属问题不能含糊。照沈仲礼的回复,“大清红十字会”与万国红十字会曾并行不悖。前者归属于清政府,为其军事力量服务;而后者则属于民间组织,保持中立,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服务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群。可见,从大清红十字会奉旨开办,到武昌起义爆发这段时间,沈仲礼一直抵制将红十字会合并入大清红十字会而官办的做法。到吕海寰出任会长、事态紧急时,沈仍然坚持己见,毫不留情地拒绝与吕海寰合作。

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沈仲礼才作出了积极应对。10月24日,中外人士七百多人会聚一堂,召开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成立大会,推举沈仲礼为总董兼理事长,并决定立即奔赴前线救治伤员,且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分革军、官军”。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成立表明,沈仲礼欲借新董事会成立之机,结束在清政府与华洋绅商间的夹缝生存。在两会共存分庭抗礼的过程中,沈仲礼对官办“大清红十字会”的抵制,在控制与反控制之争中表现出独立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立场。

沈仲礼在红十字会问题上还受到了同类组织的抨击。武昌起义一爆发,上海医院的“女杰”医生张竹君在海上绅商等力量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并亲赴前线救援伤员,一时人气大涨。《申报》也积极宣传,在10月18日刊登了张竹君的《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24日又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之影”。得知10月24日沈仲礼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张竹君立即登报予以攻击:

公之罪尚可数乎?日俄一役,公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搜刮资财;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及川鄂事起……公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始之变也,殆欲掩外人之资也;继之变也,又欲掩全国官民之资。……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今又欲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

张竹君对沈仲礼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视其为欺世盗名、恶贯满盈之徒。批判的重心是红十字会的改旗易帜,这被认为是私吞善款的贪赃行为,而红十字会的性质也备受质疑,“牛头马面”,令人不明究竟。

针对张竹君咄咄逼人的问难,沈仲礼立即作出妥善的回复。10月28日,《申报》登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文章对了解红十字会的发展过程及沈仲礼的形象较有帮助,故实录如下:

阅九月初五日《民立报》登有张竹君女士致鄙人书,所以敎督鄙人者,用意甚厚,惜乎其言之无征也。鄙人之办红十字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冬间俄日之战。其时战地华人遭池鱼之殃,企足以待援救,而中国尚未同瑞士红十字总会缔盟,照《日来弗条约》所载,未能悬挂红十字旗以施战地救护之方法。不得已商之旅沪西人,公同办理,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推举中西董事十二人,鄙人与其列,皆绅也。光绪三十年,中国政府允鄙人与各绅士之请,遣使臣张德彝至瑞士缔盟入会,由是中国得援用《日来弗条约》,设立正式之红十字会,为总董者,鄙人与任逢辛、施子英两观察,皆绅也。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所掩,更何所谓变乎?武汉事起,部人搜集物品、添聘人员、劝募捐款,未尝有一日之息。初三开会,初五成行,自问可告无罪。以女士之宏亮,当知此事非咄嗟可办。而顾言之轻易若是,岂以数十女生、数千经费,即可尽战地救护之能事乎?……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未尝经理银钱。红十字会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逐年帐目具在。所以不即造报销者,因辽沈救护之后,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学堂。……红十字会之规模于今粗具,而用款亦始有结束。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鄙人才短竭蹶,女士若以办事迟缓责鄙人,鄙人当悚息听命。今以报销责鄙人,是敎鄙人以越俎也,鄙人不敢也。鄙人之于红十字会,薪水夫马,丝毫无所取。本非图利而来,硁硁之愚,且不能见信于女士,更何足以欺世盗名乎?承女士敎督,在鄙人非不乐受其言,但既布之报章,恐阅者不察,有伤中外慈善家饥溺之怀。故敬布区区,以求谅于女士者,求谅于天下。三光在上,实鉴此心,非好为无意识之争辩也。

沈仲礼坦诚相见,一一回应了张竹君的诘难。在反应迟钝问题上,他反戈一击,指张竹君的做法如孤胆英雄,几千元、十几个人,对战争救助远远不够。私吞善款的指责无理无据,公开财务开支事在必行,但那不是他的职责,并且他自称志愿参与红十字会的工作,未拿过薪水,也未用过车马费。对改旗易帜、牛头马面的质疑,他强调红十字会自始至终为“绅办”性质,且因得到政府及瑞士《日内瓦公约》的承认而享有合法性,且八年一贯,并未曾变。此信一出,张竹君便无心恋战,1912年4月,她的“赤十字会”也宣告完成使命。实际上,她对沈仲礼的批判中夹杂着立场冲突、地域区别和意气用事。将沈仲礼的回信与张竹君的信放在一起阅读,两者的气量顿见高下。

在沈仲礼积极促成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成立、准备奔赴前线拯救伤员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称沈仲礼作为慈善事业的巨擘,是众望所归,赞他为“救苦救难之大元帅,救命军之大教主,组织此会必能完全无缺”。 然西人的言论在此并不具有“旁观者清”的优势,沈仲礼的身份当中西方背景是一突出的特征。他曾支持夫人章兰参与开办上海天足会女学堂并任校长。他家中女子放足、读报、参与社会事务等,开放心态很明显。

张园助赈会备受诟病之处,即因开放、西化而被斥为伤风败俗,小说《助娠会》浓笔丑化西餐的意图的确在批判其西化色彩与洋务时尚。组诗《张园慈善助赈会竹枝词十首》也提到了可与新闻及滑稽小说互相印证的“伤风败俗”之细节。如验票处,兜售鲜花的少年轻薄妇女,男女交涉,“絮语”声声,“笑脸”盈盈;“红男绿女,美目流盻,启齿嫣然”;“会员办事旁设女子坐”“男子就女宾席”;在女子休憩所有“伧父非礼”等“污浊”情事。 这些情景如果放在西方公共场合并无大碍,但对讲究男女之大防的晚清中国就显得超前了。《张园慈善助赈会竹枝词十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风头最异两名姝,称体衣裳映玉肤。肌理脂凝纱里现,恍如浴罢太真图。”作者在自注中补充道,会场上有“无裤之女”,穿着比较暴露的外国纱裙,有人说她没穿裤子,有人说穿了肉色裤。 这个描写可补新闻之缺,也揭示了晚清男性知识分子在猎奇猎艳之余对“外国纱裙”所代表的西洋风尚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

在张园义赈会事件发酵后的众声喧哗中,一边是舆论界对沈仲礼及华洋义赈会的多棱镜式观照,一边是沈仲礼与华洋义赈会针对各种批评做出的解释、调整、回应、辩护,其间存在多声复杂的对话关系。这组对话关系不仅限于舆论主体与客体之间,还涉及官方与民间,公与私,革命与中立,男权与女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等各种力量的角逐。

需要指出的是,种种声音的主体之间关系并不对等,而且,对话本身往往也不完全对应。就舆论主体与客体而言,舆论的主导地位、优越感与武断甚或暴力特征相对于批评对象较为明显。特别是掌握媒介的权力主体,以第四权力或第四阶级自居,一方面认为无论真理或谬论都应自由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竞争使某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自觉会滥用权力;另一方面为吸引眼球,迎合民众的好奇,偏好煽动性新闻,以刺激新闻消费,尤其喜好揭丑,也是一种流弊。近代中国的舆论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及政治立场的问题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政治论争话语的语义基因,简单粗暴、不容置喙,一棍子打死。特别是报刊谐文的加入,披着优言无邮的外衣,更加肆无忌惮、嬉笑怒骂、谑而趋虐。既为“游戏文章”,更可不顾事实,不考虑批评的依据,捕风捉影,行横议、讥弹、谩骂、侮蔑等能事。如《鲥鳝会败事长致江皖哀鸿书》“杀人不见血腥气”之说,即是此类。而文中大量的动物,暗喻“禽兽”群丑,实乃有意将对象贬低、降格。将对象变为非人的低等动物或者妖魔鬼怪也是谐文常见的语法逻辑。其他舆论则或挟私仇,或争利益,或激于意气,这样的语境是不理性的,也不可能产生对等或对应的对话。相对来说,作为舆论中的被动角色,沈仲礼的声音相对冷静理性,在众声喧哗、浮躁的环境、不明朗的前景中,仍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最为难得。


小结



上文以1911年八九月间由张园助赈会引发的与沈仲礼、华洋义赈会及红十字会相关的文学文本及新闻文本为材料,希望通过文本分析及相关历史背景的梳理来展现文学与新闻间的互文与对话关系。从文学与新闻的合作看,重复强调的话题能够更好地吸收读者的注意力,副刊文字中具有新闻因素的作品,如时事谐文成为新闻文学的新秀。随着新闻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从新闻事件的报道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二者在时间上的跨度缩短了。当同一报刊就同一话题分别进行新闻与文学的处理时,二者之间的互文及对话关系必然会加强。《自由谈》的游戏文章,有暗合新闻时事而不加说明的,有透露信息暗示关联新闻时事的,也有明确指向新闻时事的。新闻时事及相关文本会夹杂在话题中,直接用于游戏文章。此类游戏文章的特色是应时应景,具有“人人争传”的短时传播效应,而缺乏“藏之名山”的延时价值。1913年《自由谈》副刊早期文章结集为《自由杂志》时曾认识到:“有切指当日时事者,今日读之,或嫌其陈。” 在对此类切指时事的游戏文章之短处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也要承认这些文体体现出新闻与文学的互文与合作、互动,有符合日报副刊性质的特殊性。

从新闻与文学的差异看,文学文本、特别是副刊谐文的加入,使得时事争论复杂化、多元化了。辛亥革命前后,沈仲礼及华洋义赈会的舆论形象,通过相关的谐文、传记文学作品与新闻评论、报道、广告等信息投射出正反对立的两面。以相关或相同的话题为内核,不同的文本或相互补充、印证,或互相冲突、对峙、呼应、互动,既有互文,更形成众声喧哗的复杂对话关系。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焦点,以及不同表达方式的出现,将有关沈仲礼与华洋义赈会的批评充实起来,形成了一颇具规模的“批评空间”。这个具体的“批评空间”内出现了不同主体,通过不同的文本形式及视角,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负担不同的功能,呈现出较好的结构性。换句话说,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特征及对话关系能够使“批评空间”更加具体化、更加充实,是实现文学批评功能的重要途径。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