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能到四亿要感谢明朝的这三个人?

文史大联盟 2018-12-05 10:16:59

说到人口,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人口在2014年5是72.8亿,而中国人口则是13.67亿,这个人口数量在古代可是不敢想,就在1802年,世界总人口才10亿,还不如现在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过,这固然是因为科学种植以及杂交种植技术的推广,但到现在也没有消灭饥饿。


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上一直是遥遥领先的,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在伤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破千万了,而破亿则是在宋朝的时候,其后元朝及明朝初期都没有破亿,直到万历年间中国人口才打到两亿。


而到明朝末年,常年的农民起义战争,抵抗清朝,以及清朝的屠城,在清朝入主中原,顺治八年中国的人口大致为6500万。比明朝巅峰时期下降了2/3,可见战争的残酷。




而清朝平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开始了中国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人口也开始激增,乾隆年间就到了三亿,至咸丰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亿人之多。

清朝以前想突破3亿是非常难的,而且经历那么多朝代,才在宋朝时期达到1亿,明朝时期达到2亿,清朝将人口从6 500万增升至4.3亿,只用了两个世纪。

除了领土扩大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有,当然有,这要感谢大航海将美洲高产作物传入亚洲,又传入中国,才有了清朝人口爆炸增长。


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在中国的广泛重视是在清朝,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则是在明朝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传入明朝时候大概在万历年间,这些高产作物传入大多数没有记载,唯独传奇的番薯传入中国有史书记载。而且带回中国的有三人:林怀兰、陈益、陈振龙。




野生番薯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即番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甘薯传至吕宋(今菲律宾),葡萄牙水手将甘薯传至交趾(今越南)。自广东传入,为林怀兰和陈益携来,得自交趾;自福建传人,为陈振龙携来,得自吕宋。三路先后传入,互不关联,其中林怀兰带回来的是番薯,陈益和陈振龙带回来的均是番薯藤。




其中陈振龙的故事最为传奇,陈振龙是福建省长乐县青桥村人。没有到二十岁之前就中了秀才,后来的乡试却一直没考上,于是就弃儒经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就在吕宋做生意的时候,陈振龙见当地种有朱薯, 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有爱国之心的陈振龙想带回中国,但是当时殖民吕宋的西班牙政府不许朱薯出口,陈振龙想了个办法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培植。


带回到中国之后,陈振龙先试种,获得成功,刚好碰上福建大旱,粮食减产 ,于是陈振龙便让自己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申报吕宋朱薯可以救荒。金学曾也灭有其他办法,先进行试种,俟收成后呈验。当年,试种成功,金闻讯大喜,于次年传令遍植,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将朱薯改称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又称番薯。


至于玉米传入中国没有非常具体的史料,据学者研究认为,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分为海路和陆路。陆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印度、缅甸入云南的西南路线,另一条经波斯、中亚到甘肃的西北线。海路则经东南沿海省份再传入到内地。

无论如何,没有这些高产作物的传入,清朝会跟明朝一样,走入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中,人口不会快速增长。历史也有可能会改写。


直到现在,高产的作物依然是大家研究的目标,甚至出现了转基因的大豆、玉米,这是鲁速君一向反对的,这是走向了歧途。在主粮上面我们还是要更加慎重。


我们国家也对粮食非常重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置于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之列。但是人口依然在增长,粮食的储备依然非常重要,基于此,我们国家也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的战略,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


附:释疑丨玉米红薯带来了明清人口爆炸是真的吗?


作者: 阎京生

来源:凤凰历史

玉米、红薯(番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原产于美洲,具有耐旱、耐贫瘠、产量高等特点,被称为“美洲高产作物”。在近些年流行的许多穿越小说里,有志之士携带现代知识穿越到大明甚至大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获取这些高产作物,增加人口;然后就是设法修高炉炼钢。一个粮食,一个钢铁,这两样东西成为穿越小说中让一个朝代称王称霸的根本。在一些明代题材的穿越小说里,崇祯年间天下大旱灾,也是靠推广玉米和红薯解决了人们的粮食问题,消弭了农民起义,给“我大明”又续了一口气。

但是,玉米和红薯在晚明真的会有这么神奇的续命功效吗?

实际上根据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天启年间,陕西、河南、南直、山东、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各布政使司已经普遍种植玉米和红薯。而生活在隆庆年间的徐渭更是咏过马铃薯“似芋而此差松甘”。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收录了红薯在各省推广种植的时间:云南1576年,广东1580年,福建1593年,浙江、江苏1608年,四川1733年,广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山东1742年,河南1743年,湖南、陕西1746年,河北1748年,贵州1752年,山西1758年。

《中国史稿地图集》还收录了玉米在中国推广种植的时间:广西1531年,河南1543年,江苏1559年,甘肃1560年,云南1563年,浙江1573年,福建1577年,广东1579年,山东1590年,陕西1597年,河北1622年,山西1672年,江西1673年,湖北1669年,辽东1682年,湖南1684年,四川1686年,安徽1735年,新疆1846年。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成书的《巩县志》中,称其为“玉麦”,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则称其为“番麦”。最早称呼其为“玉米”的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 书影

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小说《金瓶梅》里面,提到过“玉米面鹅油蒸饼”的做法:将玉米面与小麦面掺匀,打好池子,浇入烧化的鹅油,再开水烫,边烫边搅,略冷用手搓揉成块待用。把搓揉好的面块分成五大块,每块揉好擀薄,抹上鹅油,撒上盐、花椒面,卷出条按薄,逐块如法待用。将搓好的椒盐坯料,放笼中蒸二十分钟,出笼待凉后,剁成二指宽条,摆盘上桌。《金瓶梅》当中出现了如此讲究的做法,可见当时玉米的各种食用方法也已经为北方人所熟知。

由此可见,玉米和红薯在明朝中叶以后便已传入中国。明朝晚期,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推广种植这两种高产作物,比如徐光启就为推广红薯种植而总结了“甘薯十三胜”进行宣传:“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种中,特为敻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耕,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十三也。”

虽然玉米和红薯至迟在隆庆、万历年间便已进入中国,但它们也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从中央气象局编纂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等文献中收录的气象记录来看,崇祯大旱始于1627年(天启七年)的陕西北部,1630年(崇祯三年)扩大到陕西全境及河南,1633年(崇祯六年)扩散到京师(河北),1638年(崇祯十一年)扩散到山西、山东、南直隶(江苏安徽)。到1641年(崇祯十四年),旱灾席卷明朝十五省(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的十二个,仅广东、福建、云南没有旱灾的记录。从形势上来看,此时北方各省的旱灾已持续十年以上,陕西的极旱已经持续了近十五年,这些地方的大量饥民已经变为流民或参加起义军,而且外有清军不断犯境。即使明朝中央政府有心,也已不具备在这些受灾省份推广种植红薯和玉米的条件了。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这两项政策是清朝中叶发生人口爆炸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导致粮食压力增大。再加上大片良田改种商品价值更高的烟草棉花等作物,红薯、玉米,以及后来传入的马铃薯,这些高产作物的种植规模才扩大。但是在推广种植方面,仍需要朝廷的介入和干预。以红薯为例,它虽然在乾隆八年即已传入河南,但乾隆五十年仍需要皇帝亲自叮嘱河南官员推广种植。(乾隆五十年六月庚寅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军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毕沅,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

与玉米和红薯相映成趣的是占城稻在中国推广普及的历程。宋真宗时遣使至占城,取稻种三十石种于福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占城稻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更早,甚至在宋朝建立之前)。因其耐旱,大中祥符五年又取稻种三万石,分种于江淮、两浙。当时的中国晚稻(如红莲稻)自播种至成熟需150天,粒肥而香;占城稻只需100天(后缩短至60天)即成熟,但单产量低,且味道不好,属于下等米,只供农民食用,或用做军粮、马料。而正赋(上供米)仍征收宋朝本国的晚稻粳米。宋朝官米(以及地主租米)只收晚稻粳米的另一个原因是占城米不耐储存,容易腐烂变质。

马铃薯在欧洲的境遇与占城稻、红薯和玉米在中国的遭遇相似。它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就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并且传播开来,但是在此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对马铃薯的消费量并不是很大。直到十八世纪初欧洲因工业革命、医学技术改善、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等原因而发生人口膨胀,马铃薯才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

由此可见,在选种育种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粮食作物的“产量高”与“口感好”这两个特征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很难两者兼顾。在正常年景,农民肯定会优先选择种植口感更好而产量偏低的粮食作物,在交纳租赋及市场出售时,这类粮食也更受欢迎。高产作物的推广并非导致人口爆炸的原因,而是反过来,人口爆炸刺激了高产作物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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