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从老百姓角度反思文%革与反思文人官僚体制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2018-12-05 15:31:38


  今日中国“公知”最恨的是文革,最怕的是文革,最忌的是文革,最念念不忘的是“反思文革”,最巴不得的是全天下的人都跟他们一起世世代代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诅咒文革。对“公知”来说,世上只有文革坏,其它一切都可爱——中国落后挨打不可恨,被侵略不可恨,被屠杀不可恨,被奴役不可恨,被瓜分不可恨,丧权辱国不可恨,南京大屠杀不可恨,当亡国奴不可恨,三百年殖民地不可恨,“灭绝十三亿”不可恨,一切烧杀淫掠坑蒙拐骗黑黄嫖毒都不可恨,只有文革才可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正如“大王之风与小民之风不同”一样,“公知”之文革与小民之文革也截然不同。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受威胁,是活不下去。什么情况会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乱世之人不如狗”、“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凡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文革时期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没有“烧杀淫掠、无恶不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没有国家分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因此即使其它一切都不论,就凭这就可以说,对老百姓而言文革再“坏”也坏不过战乱不休的“1949年以前”,坏不过落后挨打,坏不过南京大屠杀。(就拿我来说,我当年对文革有不满,有牢骚,有一肚子意见。那时我可以算是个文革的反对派。但现在回顾起来那时的不满、牢骚、意见、反对本质上都属于“为什么这样干”、“为什么让这样的人来干”、“那样可以干得更好”、“让XXX来干才能干好”之类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简直比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更坏”、“比南京大屠杀更坏更可恶”那种根本性对抗性矛盾,更不用说达到“极端仇恨、刻骨仇恨”的程度。)

  “公知”说文革“最坏”,显然因为他们的“好”、“坏”标准与老百姓不同——老百姓判断“好”、“坏”的标准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而“公知”的“好”、“坏”的标准不是老百姓的死活,而是自己的私利——茅于轼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照此逻辑,既然“公知”对文革如此恨之入骨,那一定是文革做了犯“公知”大忌的事。要“反思文革”,那自然得反思反思文革究竟做了什么“犯‘公知’大忌的事”——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能让信奉“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利不起早”的“公知”们发疯发狂的事,不但必定是文革独有、其它皆无、“公知”独忌、他人可容的事,而且必定是危害“公知”们最最根本的利益、足以使他们永生永世痛入骨髓、恨入骨髓、一提起来就暴跳如雷、咬牙切齿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的事。

  我老老实实按照“公知”们的要求“反思文革”,反思来反思去,终于反思出文革最大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对“公知”而言)——文革独有、其它皆无、“公知”独忌、他人可容、危害“公知”们最最根本利益的“罪行”:触动了文人官僚体制。

  第一,根本理论上彻底推翻——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等文人官僚体制的理论,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且看文革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主张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注:由此可见最先提出“改革”、“政改”的是毛泽东。)

  ——“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一九六七年九月)

  ——“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第二,根本关系上彻底推翻——破“官贵民贱”,立“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群众监督”是常态。“群众关系”、“联系群众”是考核干部的一大标准。“脱离群众”、“特殊化”是严重问题。

  第三,组织形式上彻底推翻——用“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等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取代了清一色的“文人一统天下”这千百年一贯制的文人官僚体制组织形式。

  第四,用人标准上彻底推翻——破“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读书必做官、做官必读书、不读书者不得做官、学历至上”,立“唯才是举,任人唯贤、‘行行出状元’、不拘一格用人才、英雄不问学位、看做不看说、不看学历看实际”,只要有真才实学实践成果实际能力,工农兵照样当国家领导——陈永贵、郝建秀、吴桂贤、李素文、倪志福……

  第五,待遇制度上彻底推翻——破“升官发财”,立“升官不发财”;破“当官做老爷”,立“人民勤务员”:“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干部普遍提职不提薪、干部与群众工资待遇差别一缩再缩、干部定期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建立“五七干校”、明文规定干部“1、2、3”(县以下的三级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间分别不少于100天、200天、300天)和“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文革发生的一切中,这五条是“公知”们最最不能容忍的东西,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中国千百年来雷打不动的文人官僚体制,横扫了“公知”们最碰不得的奶酪——特权,寄生于文人官僚体制的特权,过去之文人、今日之“公知”们千百年来赖以高人一等、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欺压百姓的特权。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司空见惯。每个新朝新代的开国新贵们往往没几个文人。但这没关系,因为每个朝代的政权体制始终是文人官僚体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读书必做官、做官必读书、不读书者不得做官、学历至上……而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实际就得落入文人(今日之“公知”)之手。而文革的这五条却让“公知”们“学而优则仕、读书以做官”的传家宝、全部人生追求、希望和梦想彻底作废。就凭这,“公知”们能不急眼吗?“公知”们那么咬牙切齿痛恨文革,真正的病根其实在这儿。他们给文革罗列的种种“罪状”虽然堆起来能比喜马拉雅山都高,其实都不过是借口,都不过是“可恶罪”的副产品——首先认定文革“可恶”,然后再搜罗罪名罪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尤其是文人“公知”,别的本事没有,干这个可是拿手好戏,绝对天下第一。

  “反思文革”没问题。只是如何反思、反思的结论却要取决于从谁的利益角度出发——从过去之文人、今日之“公知”的利益角度出发反思,还是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发反思?同样是“反思文革”,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反思出的结论跟从“公知”的利益角度反思出的结论永远不可能相同,连相近都不可能。“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阶级地位不同,阶级立场不可能相同。“道不同,不相与谋”。

  “反思文革”的结果是让我弄明白“公知”最恨文革的真正原因是文革触动了文人官僚体制。但要从老百姓的角度评判文革,则不免需要先反思反思这“文人官僚体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是好是坏。这就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中国几千年一直是“文人官僚体制”,我不是学历史的,没那个能耐也没那个时间把这几千年的历史从头到尾一一研究了如指掌。不过还好,“反思体制”需要吃透的不是枝微末节,而是历史大规律、宏观大结果——恰如鲁迅所说,要的是“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而不是“瑜中求瑕,屎里觅道”。而这普通老百姓只要有中学历史知识就能做得到。

  于是我以“文人官僚体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为判断标准对文人官僚体制进行了一番反思。不反思不知道,一反思吓一跳——反思结果:文人官僚体制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动乱腐败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当前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公知”们不是总爱说“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吗?看来还真没说错,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确实是体制造成的——文人官僚体制造成的。只是这个题目太大了点,一篇反思文章装不下,只好弄成一个反思系列,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慢慢来... ...   如果没有文革,特别是没有“反思文革”,我绝对会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想都不想就接受文人官僚体制——“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治国不靠文人难道靠武将?那还不得“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要制衡枪杆子就必须靠笔杆子,要防止“军阀割据”就必须用文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但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综合起来一并纳入反思文人官僚体制就觉得不对劲了:单就一个朝代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大乱之后是大治,要避免军阀混战就得文官治天下。但如果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连续看问题,那就不免要问:天下为什么总是乱了又乱?为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何”?为什么总是“乱—治—乱—治……”地没完没了?天下大乱,天下是怎么大乱的?——单就一个朝代孤立地看可以说是具体的统治者有问题,是偶然因素、孤立事件,但中国几千年历史一贯如此、反复如此,那就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了,而只能说是必然性,是规律性问题。

  根据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 2010年09期),中国几千年来代表“法统”的是皇帝,代表“道统”的是古代之文人、今日之“公知”——“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对‘道’的承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朝廷兴亡,匹夫无责”……几千年来中国朝代换了又换,当权者变了又变,唯一没变的是文人官僚体制——“法统”变了又变,“道统”始终不变。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造成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落后挨打的是这个两千年一贯制的“道统”,是“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的文人官僚体制。

  文人官僚体制不是天下大乱的终结,而是新一轮大乱的开始——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老百姓死伤无数之后好容易获得安定,却被文人用“道统”之名纳入文人官僚体制,不但坐享其成,而且立即开始把天下搞乱。军阀割据、军阀叛乱是显形动乱、迅速动乱,文人官僚体制是隐性动乱、缓慢动乱。二者其实相互转换、互为因果。

  谁造成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无数人口大灭杀?谁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谁造成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答案只有一个:文人官僚体制。文人官僚体制是中国周期性动乱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失去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的罪魁祸首。

  没有文革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形成了一种“定势思维”:既然制衡武力就必须靠文事,那要制约军阀就必须靠文人官僚,要么军阀割据,要么文人官僚体制,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其它选择。这种没有选择的“定势思维”使中国人把社会“乱”“治”反复转换看成天经地义、无可奈何、无法避免的命运,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无法把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乱—治—乱—治……”大反复与几千年不变的文人官僚体制联系到一起,更无法对几千年一贯制的文人官僚体制进行彻底反思。而文革的实践证明出路并非只有“军阀割据”与“文人官僚体制”这两条,这就使人们得以从总结历史的角度全面反思文人官僚体制。

  中国人吃够了文人官僚体制的苦头。但吃亏不能白吃亏,动乱不能白动乱,落后不能白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历史旧帐必须清算,历史责任必须追究。如果今后还不对这文人官僚体制彻底反思,那今后再被人说成“劣等民族”就不冤枉了:“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而中国几千年来被文人官僚体制绊倒那么多次、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那么多次、社会停滞不前那么久、落后挨打那么多次、几乎亡国那么多次之后还不能痛定思痛找到根源彻底解决,那不叫劣等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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