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故事】《鲁迅与周作人》节选

海滨读书俱乐部 2018-04-15 08: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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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满抗清的华人集聚的大本营。鲁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革命党人的集会。名气颇大的章太炎当时正在日本,他与人发起了“支那亡国纪念会”,旨在“排满”,振兴中华。孙中山也参与了此项活动,给章太炎不少的声援。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学生,稍有头脑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绪,叛逆之意遂起,留学人员暗自参加“排满”的人甚多。鲁迅开始还只是个旁观者,后来热情渐高,与许多人有了联系。他曾参加过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和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也有交往。大约这个时期,他的民族意识萌动起来,知道中国确是一个弱国,而且做奴隶的时间又是这样的漫长。异国他乡,新奇的事物,可唤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时却比南京时代强烈起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头上均扎着长长的辫子。日本小孩儿见到中国的学生,常讥之为“猪尾巴”,起哄更是常见。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试想,在维新后的日本,西装革履或衣着雅态的和服的民族,见到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人,其内心是何种感受!落后与蛮荒且不说,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国的留学生,混日子、四处作乐寻欢的人并不在少数。那时出国者,也不乏有权有钱人的后代,积习也带到了国外去。敏感的鲁迅很快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对民族的失望与期冀,混杂地交织于一体。《藤野先生》中讥讽留学生跳舞时的描写,很能体现鲁迅的心情。他对汉文化下的国人的诸种病态,已有了本能的敌视。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人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诧异半天,吃惊地叹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3]弘文学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点,是否出于对清国的尊重,还是儒学确实被东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这事给鲁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怀。所以,留学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学校的制度较为严格,留学生们与校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例如校方对学生告假方式与交款事宜的规定,就曾使许多人因不满而大举离校。罢课风潮也时有发生。鲁迅那时常出入于进步党人中间,虽多为旁听,但熏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渐有萌动。大约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剪辫,在当时是要勇气的。他刚去日本的第三个月,清政府就曾拍电报给日本外交部,云中国留学生如有剪辫者,要整顿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来,剪辫有辱国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为。校方对此管理也较严格,所以,要下这份决心,是非果敢者所难为的。鲁迅剪辫后,果然招致了监督的大怒,扬言要停了他的官费,送回国内。这记载于鲁迅小说中,或有演义的成分,但此事说明剪辫之难,却是可信的。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记鲁迅剪辫之事时说: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4]
  这个记载很有意思,那无非说明,初渡日本时,鲁迅的个性已渐露出来了。我们读此段文字,当然可以想见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立意在反抗的精神状态。晚清留学东洋者可谓多矣,独鲁迅那段故事,流传甚广,这里可究可叹的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他的《自题小像》。大约1903年4月,鲁迅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同学,后来补题旧诗一首: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诗名气很大,是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也是最动人的抒怀之作。诗比此前的《庚子送灶纪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境界与气魄均阔大,情思也高于前人。记得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有过类似的爱国诗作,但无论气韵还是风骨,乃至社会影响,均不及鲁迅著名。这固然与他后来文泽后人、声名益远有关,但诗的功夫好、性情别致,当为首要因素吧。历来注释此诗者,对其微言大义,解释得常常不一,可肯定作者志向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此诗是个标志。倘没有东京那样的环境,是写不出此类绝句的。这诗既是己身的写照,也是爱国众游子内心的剖白。个人与民族,人生与社会,既沉重又悲怆,一种欲以生命拯救己身与祖国的爱意,在此间奔腾着。历代咏史与爱国之作,鲜有此诗这般磅礴大气。一边是茫茫苦难之海,一边是赴死成仁的志士,一动一静,在这儿苍然交织着。当一个衰弱的民族已难蠕动残身而自立的时候,听到她怀中长大的游子如此殷殷的歌哭,那是怎样令人怆然泪下啊!《自题小像》是一曲苍郁低沉而又雄浑的交响,没有哪一首诗,能这样唤起人们如此的幡然自省的情感。黑暗的长夜,无奈的逃遁,不渝的爱意,誓死的决心,都在此喷吐出来。晚清以后,中国文人多悲苦之音,惟此诗情境深邃,不哀哀切切,不自恋伤感,其调高古,又有不羁的情致。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似乎亦无鲁迅此诗那样浩然大气。它确乎有传统诗的痕迹,但格调却是现代的,有理想主义意识,读之令人心魂俱动,仿佛深海里吹来的飓风,摇荡之后,散着不尽的凉意。
  这是鲁迅思想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所留下的文字,虽少了年轻人的血气,但气韵大抵是沿此而下的,直到晚年,亦有此种豪气。这豪气的来源,有传统的一面,如庄子、屈原,但另一面,与当时接触大量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有关。拜伦、尼采等人的作品,他已开始注意了,所购之书甚多,每每留意的,多是域外有反抗意志的书,稍长,渐染此习,心性也豪迈起来。又因为是穷中国人,不忘自己是“奴隶”的后代,那心境,也就忧患悲慨起来。当时他很注意的是尼采,那种以意志为内驱力的诗文,鲁迅是喜欢的,而欧洲“摩罗”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作,于他也有亲密的情感。那时他读了多少“摩罗”诗歌,我们已难知晓,可《自题小像》弦外之音的不同于中国旧诗内蕴的东西,显然是域外精神熏陶所致。倘不考察“摩罗”诗人传统的影响,对此诗的理解,大概是会流于片面的。
  谈及此诗,我想起他那时“尚武”的精神。在弘文学院,他曾随日本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嘉纳当时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给中国人上课,也把此观点传给学生。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雪耻”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排满兴汉”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很有血腥之味。早期光复会成员,“尚武”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而留学生中,又流行“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风气,文章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门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见,鲁迅便作文以飨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5]
  许寿裳的文字,大致勾勒出鲁迅那时的思想兴致。一是喜爱尚武的文艺,二是对科学思想发生兴趣。《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1903年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五六期上。鲁迅后来谈及此译文,自谦道:“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6]这文章译得确实古奥,受到了章太炎古风的影响。可细读一下内容,你会觉得,他选择此文译介给人们,与那时的心境是一致的。所谓血气方刚,正是如此。鲁迅觉得,中国人缺少的,是斯巴达故事中的那种昂然之力。几千年的汉文明,已把人的生命热力,弱化成僵尸般了。没有血气的民族,要自救,恐已很难。读《斯巴达之魂》,我们大致可见出他的精神状态。《说■》系鲁迅的科学译文,那时他对科学的热衷,并不亚于“尚武”的文学。这在他后来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诸文中,已见端倪。为什么要选择科学?这也是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他清楚地懂得,中国之弱,在于无科学。无科学,则挨打,倘欲振国兴邦,当自科学始。这看法十分朴素,也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思路。鲁迅不是盲目地接受这一观念的,自从接受进化论,其观念便大变起来。所以那时的兴趣,是由切身的感触而来,看到日本维新的成功,便将目光集中到实业中去。大约也是在1903年,他竟把兴趣移向地质学上,在那一年的《浙江潮》第八期,发表了《中国地质论》。这篇文章是他后来《中国矿产志》一书的纲领。此文叙述中国地质分布规则,对华夏地质之发育,进行较详细的论述。文中所列地质学原理等,得力于他过去学习路矿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未就地质而谈地质,所涉知识,也十分广泛,鲁迅先是感叹中国无精密的地质图,此非文明国的标志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却被列强瓜分,宝藏悉被外人所掠,是我中华的悲剧。地质学,是地球进化的学说,中国居世界一隅,内在矿藏不可胜记,可历代华人,鲜有记载或研究此物者,确是憾事。鲁迅看到近代以来,各国侵略者来华探险,意在掠夺资源,长叹不已。“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这样的文字,在文中不断出现,使论文有诗的成分和政论的特点。鲁迅此文不仅专业知识较为详备,尤其是内中所迸射出的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期待,对祖国贫弱的痛心,都甚为感人。鲁迅从事自然科学伊始,就没有唯科学而科学,“立人”的意识,一直蕴含其中。故读他早期文章,背后总有一种阔大的忧患感在流动。这是危亡的民族有志向的子孙的悲慨的心灵自救。所以那声音便异样的苍冷,读此类文章,我们除了肃然与敬慕外,已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这一点,鲁迅那时选择医学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吧?这里固然也有早年父亲的病所带来的一丝影响,但更主要的,欲以自然科学拯救民族,是不可忽略的原因。爱国主义,在那一代人那里,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的伪情与私利。中国早期启蒙者的磊落与崇高,是足以使后代人永远仿效的。
  因此,当鲁迅只身一人,告别东京的弘文学院,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内心的活动,想必是格外复杂吧。那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周围是陌生的世界,没有自己的同胞,没有乡音,也没有熟悉的语言。这是生命新的开始,他眼中呈现的,或许是诸多的召唤。一个弱国的青年,不畏困难地在异邦里奔走着,他心里要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他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时的生活,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一点。那时他是怀抱希望的,不像后来那么多黑暗的感觉。他被一种确切的理性支使着,对未来也有着快慰的信心。希望是附丽于行动中的,他便是一个行动中的先觉者。此时,周作人还在国内,对长兄的情形了解甚少,但他从东洋的来信中,也依稀地感到了一点。但那也只是零星的印象,要更切实地理解鲁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周作人承认,他在日本的那几年,心情是颇为愉快的,远不像哥哥那样有什么挫折感。这或许是彼此所处的环境略有差异,再者,敏感与否,也是个因素。鲁迅是多疑的,认识他的人,也不回避这一点。可我觉得,仅从气质上理解他,恐并不能说明原委。坦率地讲,这是个价值承担问题。鲁迅内心总承受着沉重的东西,又不耽于个人享受,读书也远离自娱者流,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这自然不会像一些留学人员那样醉心于异域风情。周作人大概属于后一种。他在日本所学的,大多是知识性的东西,历史文化意识,收获很大。一开始,他便习惯于那里的自学生活,渐渐养成学者的性情。而鲁迅并非如此,他此后的经历,便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校方批准。9月8日,他来到仙台,起初住于田中旅馆,后搬入片平丁五十二番地的“佐藤屋”公寓。那里景色虽佳,但住的环境并不好。客店旁是一座监狱,很煞风景。初冬又冷,蚊子也多,又是只身一人,他的孤独可想而知。我读到他给友人蒋抑卮的信,颇觉凄凉。在寒冷的仙台,他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还要和不适的环境相抗,那感触是复杂的。学校的课程很多,也紧张,不仅要熟悉日文,还有拉丁文、德文,也极费神的。至于解剖学、物理、化学,要背的内容更多。鲁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压力,他差不多将全部精力用于学习。这大约也是打发那些清冷日子的唯一办法。
  他的功课很用心,成绩也较好。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也很关照。有时,偶尔生病,也得到了日本人的看望和帮助。他似乎得到了一丝慰藉。但不久,他发现情况并不像起初那么友善。其一是第二学期开始,在公布学生的成绩时,鲁迅的分数排在了许多人的前面,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有人甚至认为是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他。在一些日本学生眼里,鲁迅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分数的。于是便写侮辱信给他。这是刺伤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一瞬,他感受到了一个弱国的青年,在异邦的被排挤的痛苦:“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7]其二,更主要的是,仙台学习的时候,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他后来写道: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朵。[8]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先生当时内心的那种苦状。他的敏感的神经此时所蒙受的,已不仅仅是己身的荣辱,而是系着一个民族的沉重的羞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和痛楚,仿佛巨大的磐石压在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人忍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省之中: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
  科学救国的梦,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破灭了。这是除祖父入狱、父亲病死的第三次人生打击。应当说,这个打击对他人生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一切不快的记忆。他已经看清了中国人的一切个人的不幸,均与国家的不幸相联系着。腐败衰弱的民族,是不会给人生带来亮色的。这恰如枯木,即便有新枝冒出,也不过荒凉中的一点微光,不从根底上拯救它,是没有出路的。鲁迅似乎在那一时候突然地长大了,他已不单单沉浸在个体的哀怨里,也不单单是浪漫的英雄主义。他开始被一种巨大的历史长影纠缠着,生命的天空被涂上了无边的灰色。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异邦的自然山色与民俗情调,已难以唤起多少新奇的快慰,他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歧视的中华子孙。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开始直面它的时候,精神的角斗是深刻的。他后来毅然地告别仙台,选择文艺的道路时,我想,心里是充满难以言说的苦楚的。正是从这时候起,他的精神,开始了质的飞跃。              1906年8月,周作人在归国探亲的鲁迅带领下,前往日本,也开始了留学生涯。那时鲁迅已退学回到东京,所以周氏兄弟一直住在一起。因为有哥哥帮助,周作人诸事较顺,既不担心购物之累,又不必为社交所烦。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鲁迅均为他安排好了。所以,此番出国,周作人心情颇好,对日本的感受很带有孩子般的天真气。例如,日本人的温文尔雅,有礼节的生活秩序,均让他怀有好感。他对东洋人的衣食住行充满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的性格,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10]就性格而言,他喜欢宁静与文气,这一点与日本人的某些习性相合,所以一来东洋便如进故土般,平添了不少快乐。另外一方面,确如他所说,日本的建筑、服饰等人文情调,是与古中国文化有联系的,这些也使他恍如梦中,似曾相见。很奇怪,鲁迅在文章中很少提及这一点,而周作人即便是到晚年,对此依然念念不忘。他后来回忆道:

  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发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的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里长’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芦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11]
  周作人是爱日本的,他差不多一开始就认同了那里的某些文化氛围。不像其兄那样,有一种文化对比下的民族自尊感。这并不是说周作人一开始便丧失了民族心,不是这样,他脑子里满载的并不是排满兴汉之类的东西。他似乎是带着一种求知自娱的心情,徜徉于异国文化之中的。初到日本,一切均觉新鲜,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一切,和鲁迅一起,过着一种完全是日本式的生活。日本的好处,在于使人看到了人的天然的一面。例如,女子的赤足,走起路来健美的神态,就比缠足的中国女人潇洒、自然,有种美感蕴于其中。再如吃食方面,日本偏于冷食,比中国人的热食要难以下咽。但多用冷食,在周作人看来,也多有益处,至少可使人养成耐苦的精神。中国的文明,恰如熟透了的食品,已难见新鲜之感了。而日本人多食冷食,此性情在许多人看来,与其鲜活的个性亦有关系。总之日本的生活方式,是艺术化与天然化的,有许多中原文明没有的东西。虚心的周作人,一开始就浸于其中,不怀有偏见,这是他天然的习性使然。                 
  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起点,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敏感的日本人,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其中的特点的。11年后,当此书重新印刷时,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篇序言。把那时的用意,很真诚地描绘出来: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3]
  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中国的“五四”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14]                 
  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主张立人;周作人亦认为“众生之有魂气”甚为重要。其二,注重对域外个性文化精神的吸收,批判传统思想的陈腐气。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中国落后的根底,对儒学思想进行了很猛烈的抨击,主张用个性意识与旧俗抗争,如鲁迅之强调引入“摩罗”精神,周作人则告知人们广泛接受域外进步文学。其三,蔑视洋务救国,主张文学救国。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开化,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周氏兄弟的留学,其实亦是洋务运动的结果。但洋务运动忽略了人的精神启蒙,乃其一弊。周氏兄弟对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给予纠正,并以文学启蒙意识来左右之,可谓一种较好的提示。两人同时看到了文学对陶冶人的性灵的价值。但这种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道之作,它是个性的自由意识的性灵之光,是人的文学,爱的文学。周氏兄弟把他们所学的知识,用到了文章之中,虽行文颇古奥,在社会未引起什么轰动,但这是两人思想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先声,便不会有后来两人更深入的社会启蒙工作了。
  读那时兄弟俩的文章,鲁迅给我的印象,一直深于周作人。坦率说,鲁迅在自然科学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所下的功力,是很大的,思想也较为严密。他已初步具有了科学意识和自由主义哲学意识,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文章的背后,支撑着一座精神的高山,那些对人的历史进程的论述,对西方浪漫诗学的介绍,都是深刻的。这些文章少有年轻人的轻浮、狂傲和极端主义情绪。那是一团团火炽成的生命之光,散着异样的热力。康有为、梁启超之后,鲁迅的文章大概是最有力度的奇文,今天读它,其感召力依然那么强烈。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外一种样式。我读他的文章,对其读书之多、之广是惊异不已的,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上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周作人是佩服其兄的,鲁迅的风格,只可认同之,向往之,但却不易学之。这一点,在以后的道路中,看得更为明显了。                 
  在域外的几年,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这便是与章太炎的接触,随他读书。鲁迅与周作人在日后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现在看来,这在两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国学根底很深,为晚清以来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章太炎系章炳麟的号,又名绛,浙江余杭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著名著作《訄书》,后几经修改,反清排满的内容越来越浓。那时能看懂章太炎著作的青年很少,连周作人这样的杂家,后来提及这位学人,也很是尊敬,对其学识亦仰视着。不过在鲁迅眼里,章太炎的业绩并不在于他的学术,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序言》诸文,公开与保皇党论战,后被捕入狱。但他大义不减,在狱中表现出耿耿的学人风范,其诗其文,泽被华夏,一时成为世间绝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钦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后,到了日本,主持《民报》。他不断在报上撰文,与诸种保守势力斗争,文章大气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对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辄争相购阅,彼此呼应,确有心向往之的感觉。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主讲《说文》,所开设的课程,很受欢迎,听者甚众。鲁迅兄弟当时和许寿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学生中的事情、消息也较灵便。不久,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听课的机会。每周日上午,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共8人,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周作人回忆时写道: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个,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15]
  许寿裳回忆这一段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16]                 
  不管鲁迅当时具体接受了些什么思想,我想,与章太炎那里获取的国学知识,显然是不少的。他后来偶撰古文时所表现出的大气,与深谙“小学”很有关系。周作人在古文化修养的成就,章太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生能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是幸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页。从老师到弟子,他们后来的道路之不同,其中可感叹的,并不少。章太炎以后,中国鲜有这类的国学大师,而周氏兄弟,一脚踏着西洋文化的船,一脚踩着国故的沃土,东西文化交汇着,已有了新型学人的风骨,这或许便是历史进化的缘故。
  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尽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强的反传统的叛逆感,可对故国文明深切的东西,依然抱有留恋之心。在留学前,兄弟俩便很注重搜集故乡野史杂文,对笔记小说之类情有独钟。但具体的朴学训练,尚未有过。随章太炎读书,可说是极好的补偿。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是存在的。尽管周氏兄弟在骨子里,后来与其老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章太炎一生教过的学生甚多,但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周氏兄弟,可他晚年手定自己的弟子录时,却没有鲁迅兄弟的名字,殊为怪事。师生之间后来的隔膜,在此便可略见一斑。
  我觉得章太炎是中国学人中最有尼采气质的人。虽然他究竟看过尼采的什么著作没有,已难知晓,但他的放荡不羁,轻蔑世俗之气,是一般文人少有的。他读史书,不像一般儒生那样随着古人走,而是站在高高的文化之山,笑谈古人诸弊。如谈中国文学史,不仅经典烂熟于心,主要是对诸朝诸家的人性弱点,看得颇深。他说唐代人如何不及汉,明清小品文如何缺少大家风范,骈体文在汉如何高伟,而唐以后衰落乃民风所致。我以为有趣的是,他把尚武的精神,也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认为人性健全,体魄健壮,则文学的景观亦阔大。后来文风萎靡,异族入侵是个原因,而人性的弱化,缺劲健之力,乃是其弊的根本。这样的观点,在治学中不断涌出,对周氏兄弟的感染,想必是不小的。鲁迅对魏晋文学的钟爱,倡明“汉唐气魄”,似乎让人看到章太炎的余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拜章太炎为师之事,或可明白心灵暗有相通的一面。几年之后,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受聘于国民政府,很受孙中山器重。那时鲁迅也到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两个均有尼采风骨的人,最后同行于革命之列,实有必然的一面。至于后来章太炎远离民众,反对白话文,参加“投壶古礼”诸事,与鲁迅的道路之不同,则属后话,文学史家,对此自会有较明确的阐释。
  鲁迅永远感怀的,是章太炎的革命业绩。他觉得先生的伟大,实不在经学与小学之类的学问中,而是其作为革命家的那段英雄史。周作人大约也赞同此点,但更主要的,是敬佩于他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周作人描述与章太炎交往的故事时,记下了兄弟二人与老师的友谊,也把太炎先生学品勾出,很是有趣:
  这也是在一九○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便顺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许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的。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自参加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后太炎先生学佛学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多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柯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究不果,月支薪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17]
  这是很真实的体味。“五四”那代人的师徒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思之,其感受,当不小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师徒,是很少见的。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六卷,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转引自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六卷,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浙江潮〉撰文》,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8] 《鲁迅全集》第二卷,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一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知堂回想录》,17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1] 《知堂回想录》,19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19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卷,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133-13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 《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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