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3Skilling错色票:一枚经历比小说还传奇的邮票

方寸邮缘 2018-09-17 10:50:47

读者朋友,这篇文章非常长,请耐心细致读完,你会发现,一枚传奇邮票的故事堪比小说。

瑞典3Skilling错色票,也叫黄色3先令邮票或黄3Skilling邮票。是一张最早发行于1855年的瑞典邮票,堪称是当今地球上最珍稀贵重的物品之一。因为它虽然只有0.03克重,但它的价值却至少高达几百万英镑,比黄金和钻石不知贵了多少倍。2010年之前曾经是世界第二珍邮,2010年现身拍卖后,其成交价已跃居世界第一,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个红一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现身了,从而使它暂时成为了第一珍邮。

瑞典是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的一个古老王国,面积约为44.97万平方公里(为我国面积的20分之一),人口832万(为我国人口的135分之一),以颁发著名的诺贝尔奖而闻名全球。这个使用自己国家文字——瑞典文的王国于1855年开始发行邮票,虽然比最早发行邮票的英国迟了15年,但也是世界上最早发行邮票的30 个国家和地区之一。在北欧,它发行邮票的时间迟于丹麦的1851年、荷兰的1852年和挪威的1854年,但早于芬兰的1856年和沙皇俄国的1857年。

“黄3Skilling”邮票应该是瑞典第一套普通邮票中的一种,斯基林邦科(SKILLINGBANCO)是瑞典当年的辅币,48斯基林为该国的基本货币1达莱(RIKSDALER),因换算单位太麻烦,所以这套邮票发行后的1858年,瑞典实行币制改革,1达莱变为100欧尔(ORE),斯基林不再使用,重新发行欧尔面值的第2套邮票。1920年,瑞典又将达莱改称为现在使用的克朗(KRONA)。

最早的瑞典邮票是以该国的国徽为图案,在国徽的中心是一个上面有三顶王冠的盾牌,盾牌上又有另一个较大的王冠,国徽两边的字母是瑞典文的“邮资已付”字样,顶部是国名“SVERIGE”,两端是面值的阿拉伯数码、下排是用瑞典文表示的面值,如3Skilling,即TREBRILL-BCD。这种图案的邮票一再改动其面值加印后使用,一直到1912年才宣布停止使用,使用时间长达57年之久;而1912年开始发行的另一套普通邮票的图案也一直使用到1970年,使用了58年之久。这两套普通邮票的图案分别使用了近60年,可谓是国际邮坛的一大趣事。

正色的3Skilling和8Skilling邮票

瑞典的第一套普通邮票共计5枚,雕刻版单色印刷。其刷色和面值分别是:3Skilling为墨蓝色、4Skilling为浅蓝色、6Skilling为灰黑色、8Skilling为桔黄色、24Skilling则是暗红色。这套邮票因使用时间短、印量少、而且是瑞典最早发行的邮票,加上其家族中出了“黃3Skilling”这枚“世界第二珍邮”而使其身价倍增。早在1976年版的《斯科特邮票目录》上,墨蓝3Skilling邮票标价为3250美元、浅蓝4Skilling邮票标价为500美元、灰黑6Skilling邮票标价为4000美元、桔黄8Skilling邮票标价为2250美元、暗红24Skilling邮票标价为3500美元。

瑞典1855年发行的3Skilling面值的邮票应该是墨蓝色的,但“黄3Skilling”却是桔黄色的,和面值8Skilling邮票的颜色相同,而且自1885年发现“黄3Skilling”邮票的这125年来,全世界均没有发现过第二枚,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枚“黄3Skilling”邮票的报道,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绝品。

“黄3Skilling”邮票是一枚旧票,盖销有7月13日18时的科普(KOPP)邮政局的营业戳,据100多年前的邮刊介绍:1857年,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Stockholm)郊区诺德斯贾南(Rhoadescarna)的药剂师奥尔夫·西伦(Orff Thielen)先生到科普去采集药用植物,西伦先生于7月13日写信回家,告知家中他已平安到达目的地,顺便在一个浅蓝色信封里装了一些植物标本。据斯德哥尔摩市的邮商列支登斯坦(Lichtenstein)先生在邮刊上撰文介绍,由于这封装了植物标本的信封超重,信封上除贴有这枚“黄3Skilling”邮票外,还贴有一枚黄8Skilling的邮票。

此票发行三十年后的1885年,奥尔夫·西伦先生的孙子,14岁的中学生贝克曼(Backman)爱上集邮后,到处收集邮票,一天闲来无事,在翻阅祖母珍藏多年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个贴有“黄3Skilling”邮票的信封,他央求祖母将这个信封给他,尽管贝克曼软缠硬磨,使尽了解数,但老祖母太珍惜亡夫的遗物而不肯把信封给他,只是同意贝克曼取下信封上的邮票。贝克曼唯恐将这枚邮票损坏了,便小心翼翼地把这枚“黄3Skilling”邮票从信封上揭了下来,结果还是弄坏了它左上角的齿孔,由于当时黄8Skilling邮票比较常见,贝克曼没有将它揭下来。

当时邮票仅问世40多年,但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已发行了大约1万种邮票,在欧美的一些大城市已掀起了集邮的热潮,贝克曼在1885年是个初入门的集邮者,他也时常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看到斯德哥尔摩的邮商列支登斯坦先生出价7达莱求购1855年版的3Skilling邮票时,就决定把“黄3Skilling”邮票卖给他,因为这位中学生手头只有3Skilling、4Skilling和8Skilling邮票,但还缺少这套邮票中面值为6Skilling和24Skilling的两种。但在100多年前,要想集齐这套邮票也是不容易的,是有些难度的。

世界上最初从事邮票生意的都是些具有开拓创业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与贝克曼的年龄相仿,因为当时做邮票生意是前所未有的行当,赚不了多少钱,以至成年商人对此不屑一顾,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条挣零花钱的门路。他们不嫌繁琐,也不嫌获利菲薄,一厘一分地赚钱。早在1850年以前,欧美一些大城市的公园里就有不少青少年展销他们为数不多的信销邮票,他们把使用过的邮票用大头针钉在木栅栏上,然后象宣传茶叶可治百病一样,向围观的人们宣传集邮的种种益处,以至在一些珍贵的古典邮票上留下了大头针扎下的“伤疤”。随后,青少年们展销的地点慢慢变为集邮者交换邮票的场所。但由于上流社会把集邮当作是一种时尚,这些绅士、贵族、小姐们不愿在公园里抛头露面,和孩子与学生们讨价还价,所以,他们买卖和交换邮票多在古旧书店里进行,斯德哥尔摩这座北欧的名城也同样如此。列支登斯坦先生是瑞典最早的邮商之一,在做邮商之前,他也曾开过古旧书店,邮票商店是原先古旧书店里辟出的半间门面。

老邮商一见贝克曼的“黄3Skilling”邮票,眼睛马上发亮,他发现这枚邮票的颜色有异,因为他手头的3Skilling邮票都是墨蓝色的,而从来没有见过桔黄色的3Skilling邮票。他当着贝克曼的面,用发抖的手打来一杯水,并加了些热水,把邮票放进水里浸泡了一会,当确认不是染色后,才付给贝克曼7个达莱。据说,列支登斯坦先生居然当场激动得气喘吁吁,不停地用手背去擦秃顶上的汗珠。

贝克曼得到了比邮票面值多出112倍的收入,这笔钱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年却相当可观,可以买到半盎司黄金,他当然非常高兴。老邮商借口送贝克曼回家,却别有用心地在贝克曼家中查看了原信,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又把发现的情况写成文章寄给维也纳的邮商弗里德尔(Friedel)先生,文章说曾向印刷厂了解过错色的原因,原来当年在印刷8Skilling邮票时,其版模中有一个损坏的印模需要替换时,一个粗心的工人错拿了一个3Skilling的印模放进去,当发现这一情况时,已印出了不少大张并且已经售出了不少,无法弥补和追回来了!此文后来在《集邮者半月谈》中作为重大新闻发表,这份当年奥地利最著名的邮刊所拥有的读者都是欧美富豪,其影响力相当巨大,“黄3Skilling”邮票的发现顿时轰动了世界邮坛。

面对着象雪片一般飞来的询问信件,生财有道的老邮商喜上眉梢,列支登斯坦先生专门为“黄3Skilling”邮票举办了一次展览,如果要细看这枚奇异邮票,每人需付3个欧尔才能如愿以偿。列支登斯坦先生在收回成本后,便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愿意用1000达莱求购相同的“黄3Skilling”邮票。原本非常高兴的贝克曼看到广告后,顿时恼火不已,虽然7达莱的可观收入使他高兴了好几个月。他怒气冲冲地赶到斯德哥尔摩去找老邮商评理,但列支登斯坦先生却要他买张3欧尔的门票,才让他进店门。贝克曼要和老邮商论理,狡猾的老邮商不但翻脸不认人,还借口说贝克曼是小流氓无理取闹,把贝克曼赶出店门。

当贝克曼隔着玻璃看到老邮商拒绝一位出价300达莱求购这枚“黄3Skilling”邮票的顾客之后,便哭着跑回家告诉了祖母。老太太听完孙子倾诉的委屈后,一边痛咒邮商的欺骗行为,一边气愤地把贴有“黄3Skilling”邮票的那个信封付之一炬,还嘱咐贝克曼今后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在必要时否认“黄3Skilling”邮票是经过自己之手出售的。老于世故的老太太所作出的决定后来证实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远见的报复。

奥地利维也纳市地处欧洲的中心,1869年发行过世界上最早的明信片,是世界早期集邮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1881年在该市举办的“奥地利全国邮展(WNPA)”,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邮票展览,一直被集邮界认为是“集邮史上最重大的事件”,1981年国际集邮联为纪念这次邮展1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WNPA’81国际邮展。

由于维也纳邮商弗里德尔先生是列支登斯坦先生亲密的朋友,所以当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邮展于1890年在维也纳市举行时,“黄3Skilling”邮票也参加了展出,并在展厅出尽了风头。它引起了“世界邮票大王”费拉里先生和一集邮名家的注意,为它的命运和知名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年后,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邮展和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次国际邮展时,享有“世界第二珍邮”美称的“黄3斯基林”邮票都未曾露面。因为它当时“名花有主”,成为“世界邮票大王”费拉里先生“王冠上的第二颗宝石”了。

住在巴黎的百万富翁菲利普·阿诺德·冯·费拉里(Von Ferrary)是意大利卢塞迪奥王子、热那亚银行家之子,他的父亲1850年参加创建法兰西动产信贷银行和负责修建法国至葡萄亚与奥地利的铁路,是世界巨富之一。1888年,费拉里的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2500万美元和无数金银财宝。费拉里先生于1859年开始迷上了集邮,1865年他17岁时,首次在集邮杂志上发表评论好望角三角形邮票的文章。他不惜重金购买珍贵邮票,并委托欧洲所有的著名邮商为他购买新发现的任何孤品、珍品。他竭力搜寻珍罕邮品也是珍邮价值开始上涨的重要原因,他使集邮活动由少数人的嗜好变为国际性多数人的爱好,被世界邮坛公认为“世界邮票大王”。

 “黄3Skilling”邮票引起了费拉里先生的注意。这位自认为是奥地利军官私生子的邮坛巨星经常到维也纳去购买邮票,他希望弗里德尔先生能帮助他买到这枚瑞典的变色邮票,而且相当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如愿以偿。

3年后的1893年,列支登斯坦先生把“黄3Skilling”邮票以13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弗里德尔先生,这是当时单枚邮票的最高售价,远远超过了费拉里先生1879年购买“世界第一珍邮”——英属圭亚那1856年发行的“红1分”邮票600美元的这个保持了14年之久的世界纪录。这笔当年能购买2.5公斤黄金的巨款,折合瑞典货币刚好是7000达莱,是8年前列支登斯坦先生向贝克曼先生购买时的价格的1000倍。为此,列支登斯坦先生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又后悔万分了。因为弗里德尔先生看来比列支登斯坦先生赚钱更容易些,这个在5年后因伪造邮票而被捕入狱的奸商马上把“黄3Skilling”邮票卖给翘首以待的费拉里先生,售价为2000美元,一转手便得到了700美元的利润,令列支登斯坦先生非常恼火。700美元在今天看来并不怎么醒目,但在1英两(合37.8克)黄金才值20美元的117年前,这笔钱可购买黄金1.323公斤,能不叫人眼红吗?!

“世界邮票大王”费拉里先生也知道弗里德尔先生赚了一大笔钱,但他认为这个维也纳邮商开价太低。费拉里先生在购买邮票时出手大方,一掷千金而从不后悔。他心满意足地把这枚“黄3Skilling”邮票放进了巴黎瓦内街他那世界上最大、最昂贵的邮集里,而且放在“红1分”邮票的后边,确认它是“王冠上的第二颗宝石”。自此至今的一百多年来,“黄3Skilling”邮票就被集邮界公认为是“世界第二珍邮”,而且只有“世界第一珍邮”和“世界第二珍邮”,根本就没有“世界第三珍邮”之说。“黄3Skilling”邮票在费拉里先生的邮集里度过了29年的漫长岁月,1922年它被拍卖时仅以3095美元拍出,似乎失去了“世界第二珍邮”的尊称。

1917年5月20日,在瑞士洛桑——现国际集邮联合会总部所在地,“世界邮票大王”费拉里先生在外出购买邮票时,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他在遗嘱中希望把留在巴黎的巨大邮集赠送给德国的柏林邮政博物馆。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和德国是敌对国家,尽管法国前国王路易·菲利普是费拉里先生的教父,但是法国政府针对费拉里先生对德国极端同情,其生父是奥国军官的身份,他声明的瑞士国籍以及平常公开的反法情绪,决定没收费拉里先生的邮集,路易·菲利普国王也爱莫能助。费拉里先生的那个要用3个大房间才能容纳下的世界上最大的邮集,在1921年6月23日至1925年11月24日之间共举行了14次拍卖,拍卖结果达到142.8万美元的天文数字,可购买黄金2吨多,法国政府以此款作为德国偿还战争赔款上缴国库。

在1922年4月5日举行的第3次拍卖时,“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被法国著名集邮家巴勒斯先生宣布为伪造品,但美国富翁阿瑟·欣德(Arthur Hind)先生却以创造世界纪录的32148美元买走。“黄3Skilling”邮票是1922年第4次拍卖推出的重点,而关于“圭亚那红1 分”邮票真伪的激烈争论对“黄3Skilling”邮票多少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虽然没有人在巴黎的德津乌特大饭店宣布“世界第二珍邮”也是不法邮商的伪造品,但是不少集邮家心有余悸,仍然怀疑费拉里先生生前上了1898年因伪造邮票被捕入狱的邮商弗里德尔布置好的圈套。

“黄3Skilling”邮票在这次拍卖中仅拍得3095美元,还不及“圭亚那红1分”邮票价格的十分之一,它失去了创造世界单枚邮票售价最高纪录的殊荣。当时20美元才购买1盎司(28.3克)黄金,这笔钱只能购买3.28公斤黄金,在经历了29年后,它的身价只增长了25%,而“圭亚那红1分”邮票在42年间增长了53.5倍,的确令人十分感叹!

新买主是瑞典贵族巴伦·埃里克·雷夫赫尔德(Barron Eric Reafherder)男爵,这个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显贵使“黄3Skilling”邮票在远离祖国29年后重返故里。男爵不喜欢这枚错色邮票左上角被撕坏的破烂模样,决定给它来一次“整容”,便不惜重金请来名家,动手在邮票上方重打一排齿孔,但其结果还是令人大失所望,左上角那个齿孔虽然颇可掩盖,但仔细一看,便觉得有些不伦不类。男爵有苦难言,因为3095美元在当年也算是一笔巨款。男爵在懊丧之下决定把“黄3Skilling”邮票卖掉,即使原价转让也可以。

列支登斯坦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邮商对37年前低价买进的“黄3Skilling”邮票念念不忘,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和崇高的荣誉。他对29年前弗里德尔先生所赚的700美元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弗里德尔先生因伪造邮票被捕入狱,消息传来,列支登斯坦先生也幸灾乐祸地高兴了一阵。 

在拜访了埃里克·雷夫赫尔德男爵之后,列支登斯坦先生用3100美元买到了归国还未满一年的“黄3Skilling”邮票,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1923年11月,列支登斯坦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拍卖“世界第二珍邮”,结果因没有人愿意出比3000美元更高的价格而作罢,最后老邮商白白损失了为宣传和组织拍卖所付出的巨额费用。但列支登斯坦先生毕竟是商界老手,他坚信“黄3Skilling”邮票定能东山再起,并为他再赚一大笔钱。这个愿望在3年后才实现,他差一点得不到这笔厚利,因为成交后不久老邮商就一命归天,但“黄3Skilling”邮票使他名留邮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贵如蓓蕾初放,国际邮票市场对珍贵邮票的需求不断增加,因为人们还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中,对那种家庭离散的景象记忆犹新,觉得用部分资金购买象珍贵邮票那样可随身携带而不会被人发现的财物是明智的,因为邮票可跨越国界不失价值,既可在国际上流通,而且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识货,所以在战乱中特别保险,能避免被抢劫、征税和没收等后顾之忧。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黄3Skilling”邮票终于盼到了新的主人。

1926年,斯德哥尔摩的工程师C·A·汤姆(C.A.Tom)先生找到了老态龙钟的邮商列支登斯坦先生,表示愿意以1500英镑(当时约合4800美元)买下“黄3Skilling”邮票。老邮商喜出望外,马上用颤抖的双手把“世界第二珍邮”拿出来成交。“黄3Skilling”邮票这一次在他的手中收藏了3年时间,大有嫁不出去的女儿找到了婆家的感觉。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1700美元的利润,获利的比率和35年前弗里德尔先生所得的比率相同,但是维也纳的那个老邮商已经去世,不能再象他当年那样满腔怨恨了。实际上汤姆工程师也非常幸运,由于这次交易,他也在集邮史上留名。

又过了两年,瑞典哥德堡年轻又富有的律师约翰·拉姆伯格(John Lamberg)先生用2000英镑(当时约合6400美元)从汤姆先生手中买进“黄3Skilling”邮票。两年得到1600美元(当时可购买80盎司的黄金)的厚利,相信只有很少的工程师可以匹敌,此后这枚邮票又多次易手,变换新的主人。1937年,“世界第二珍邮”被著名的伦敦H·R·哈默(H.R.Harmer)邮票公司购得。

与1910年至1936年在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样,罗马尼亚前国王卡罗尔(Carol)二世也酷爱集邮,他收藏了很多邮票并希望在集邮史上名垂青史,但却不能成为象费拉里先生和乔治五世那样大名鼎鼎的邮坛巨星。他虽富甲一国,但其邮集仅在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邮集排名榜的第100部之后,其根本原因是没有醒目的珍罕邮票,正如王冠上没有耀眼的宝石一样。当他听到伦敦哈默邮票公司买到了“黄3Skilling”邮票后,立即亲自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飞往伦敦,以5000英镑购得了“黄3Skilling”邮票。这笔钱当时可兑换18000美元,按当时30美元可购买1英两黄金的价格计算,可购买22.68公斤黄金。

但“黄3Skilling”邮票并没有给这位罗马尼亚国王带来好运,几年后,卡罗尔二世成了亡国之君,流亡英国伦敦。由于生活落魄,卡罗尔二世于1950年4月将“世界第二珍邮”卖回给哈默邮票公司,当时该公司已更名为“哈默与鲁克公司”。交易的价格起初没有透露,因为流亡的国王毕竟是知名人士,出卖物品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后来得知,交易的价格为6.9万美元。由于“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在1940年卖得4.9万美元,“黄3Skilling”邮票这一次创造了世界单枚邮票的最高售价,当时这笔巨款可购买63.5公斤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空前繁荣,国际上新的购买珍贵邮票的热潮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又重新兴起。哈默与鲁克公司毕竟不是“黄3Skilling”邮票的最终藏家,它在不久后就要把“世界第二珍邮”卖掉,各地富有的投资者都羡慕获利不斐的卡罗尔二世,把眼睛死死盯着准备在伦敦出售的“黄3Skilling”邮票,以期购买后等待时机抛出,以获取丰厚利润。

比利时的百万富翁雷内·贝利吉(Rene Belligi)先生并非国际邮坛的巨星,但他决定象澳大利亚实业家史摩(Smol)先生购买“圭亚那红1分”邮票一样,买下“世界第二珍邮”作为投资,以期日后售得高价,获得丰厚的利润。经过不懈的努力,几经往返,雷内·贝利吉先生终于以27000英镑(当时约合10万美元)从伦敦的哈默与鲁克公司买到了“黄3Skilling”邮票。这个创纪录的单枚邮票新的价格超过了不久前也是由这枚邮票创下6.9万美元的纪录,并一直保持到1970年“圭亚那红1 分”邮票拍卖价28.4万美元时为止,长达20年之久。1950年1盎司黄金价值30美元,10万美元可购买黄金94.3公斤。哈默与鲁克公司这一次得到3.1万美元的丰厚利润,此款当时可购买28.5公斤黄金。“黄3Skilling”邮票从伦敦的帮德街移居到布鲁塞尔的雷内·贝利吉先生家的保险库中,在阴暗的保险库里一呆就是28年的悠悠岁月。

 1962年,“世界第二珍邮”被送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著名邮商伊姆勒·瓦依达(Immler Wajda)先生举办的珍贵邮票拍卖会上作为重点推出,结果这枚77年前发现的错色邮票无人问津。这次“黄3Skilling”邮票重返故里,不但列支登斯坦先生早已作古,而且奥尔夫·贝克曼先生也不在人世了。从1928年拉姆·伯格律师出售“黄3Skilling”邮票算起,“世界第二珍邮”离开祖国已经34年了。

雷内·贝利吉先生大失所望,“世界第二珍邮”又回到了布鲁塞尔阴暗的保险库中。雷内·贝利吉先生又耐心等待了9年,1970年史摩先生以28.4万美元出售“圭亚那红1分”邮票,获得了5倍的厚利后,雷内·贝利吉先生又有点急不可待了,便委托伦敦著名的吉本斯公司拍卖“黄3Skilling”邮票,但这一次运气仍然欠佳,没有达到最低价而未能脱手,倒赔了一笔手续费,只好自认倒霉了。

1974年,雷内·贝利吉先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将“黄3Skilling”邮票送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集邮联举办的国际邮展。因为84年前费拉里先生在维也纳国际邮展上慧眼识宝,才使“世界第二珍邮”一举成名,雷内·贝利吉先生希望这枚错色邮票能再遇伯乐,让他发上一大笔财。

在斯德哥尔摩国际邮展上展出的“黄3Skilling”邮票顿时声价倍增,瑞典博物馆有意收藏,但雷内·贝利吉先生漫天要价,开口叫价100万美元,尽管16年后它卖到了135万美元的价位,但当时这个破天荒的高价引起了大众的异议。瑞典的邮政官员希望卖主能留下“黄3Skilling”邮票供他们研究后再作决定,但雷内·贝利吉先生表示买则成交,不买就拉倒,把“世界第二珍邮”带回布鲁塞尔。但是,不久后风波骤起。

 瑞典王国发布了一项官方公报:以瑞典国家邮政博物馆馆长吉尔伯特·斯蒂文森(Gilbert Stevenson)先生为首的9人小组反复对比了“黄3Skilling”邮票在1931年和1974年的照片,发现不但齿孔不一致(上部与左、右和下部有别),而且桔黄色与1885年版的8Skilling邮票不同,所以排除了错放印版的可能性。专家们指出这枚错色邮票是伪造的,估计是用一枚8Skilling邮票漂白去色后,压入一个3Skilling邮票的版模,再用桔黄色印成这枚所谓错色的珍邮,因为从反面可以看见左上角的“3”字位置有“8”字模压的印痕,而且这枚邮票上有明显的再版暗记。公报还指出,贝克曼先生的后裔曾否认祖先出售过此票,所以肯定是弗里德尔和列支登斯坦这两个不法奸商合伙伪造出“黄3Skilling”邮票来欺骗费拉里先生的,而这位“世界邮票大王”财大心粗,被无耻之徒欺诈是家常便饭的事,但他自己并不在意。“黄3Skilling”邮票的真伪之争,成为1975年国际邮坛的重大新闻。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而闻名全球的诺贝尔奖金发放国的官方否定了“黄3Skilling”邮票,此举并没有给雷内·贝利吉先生当头一棒,这位布鲁塞尔的富翁并非等闲之辈,他沉着应战,马上把“黄3Skilling”邮票送到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印刷研究所进行X光辐射研究、有机分子结构鉴定以及颜色分析,取得了该票只用一种颜色印刷,油墨和印刷时间是120年前而非90年前的保真证明书。瑞典方面苦于没有实物检验而只好作罢,但其邮政部门仍然坚持“世界第二珍邮”并非官方印刷时错色,而是奸商伪造的意见。

雷内·贝利吉先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请国际集邮联派出专家小组来布鲁塞尔研究“黄3Skilling”邮票,并为之提供费用。以著名专家费里马克·舒斯特(Mark Suster)先生和R·伯林(R.Berlin)先生为首的权威们分别从德国的波恩和瑞士的苏黎世赶赴比利时,经过一番慎重研究后作出了与瑞典邮政博物馆对立的结论,“黄3Skilling”邮票并非伪造,纯属真品无疑。

他们还专程来到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找出了1888年维也纳出版的《集邮者半月谈》杂志。又回到苏黎世国际集邮联档案馆找出了曾在1890年维也纳国际邮展上展出的“黄3Skilling”邮票的有关资料,此外,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肯定“世界第二珍邮”的错色身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来已久,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之一是,如果“黄3Skilling”邮票有假的话,那么瑞典邮政当局为何不在1890年就进行干涉?为何要在85年之后才来个全盘否定?!还有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列支登斯坦先生有伪造“世界第二珍邮”之嫌的话,他就不可能在1923年再用重金购回这枚邮票,种种有力的论证使瑞典邮政博物馆终于保持沉默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1975年的这场轰动世界邮坛的“黄3Skilling”邮票真伪之争,使“世界第二珍邮”的知名度陡涨,更加富有传奇色彩。1978年10月17日,在前西德的汉堡市,“黄3Skilling”邮票作为埃德加·莫尔曼(Edgar Mohlmann)公司的第150次珍邮拍卖会的第1550项邮品推出。3年前的真伪之争使它声名大噪。汉堡著名律师克劳斯·冯·维尔德(Klaus von Wilde)先生代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主,用270270英镑(当时约折合56万美元)买下了这枚邮票,连同付出的15%的佣金,买方共付出了创纪录的65万美元。尽管有不少人都怀疑这次交易的真实性,但由于莫尔曼公司卓著的信誉,集邮界还是承认这次交易的。“黄3Skilling”邮票第4次登上了创造世界单枚邮票最高售价的冠军宝座,但这也是时间最短的一次。

1980年4月6日,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饭店,“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拍得了93.5万美元的高价,得主是美国杜邦化工的继承人约翰·杜邦(John Dupont)先生。有评论说这是两年前“黄3Skilling”邮票在汉堡的拍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圭亚那红1分”邮票激动人心的东山再起,使“世界第二珍邮”称霸邮坛的时间缩短到一年半。对比之下,更多的人相信当初汉堡的拍卖并非雷内·贝利吉先生的自卖自买,而确实是货真价实、真卖真买了。

随着石油危机的结束,世界的经济得到了复苏。石油美元使国际金融界动荡,收藏品的价格不断提高,“黄3Skilling”邮票在邮坛上的亚军地位到底能保持多久?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

1984年3月29日,在瑞士的苏黎世国际大酒店由大卫·费莱文(David FiLaiwen)公司主办的珍贵邮票拍卖会上,“黄3Skilling”邮票以85万瑞士法郎成交,当时折合45.5万美元,按当时380美元购买1盎司黄金的时价计算,这笔钱只能购买33.5公斤黄金,而雷内·贝利吉先生在1950年是用94.3公斤黄金的价值购买“黄3Skilling”邮票。所以说,在石油美元冲击下的通货膨胀中,“世界第二珍邮”的实际价值比34年前下降了2.8倍。但这些原因均不影响它保持着世界上第二个单枚邮票的最高纪录,紧随“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之后,这一点使集邮家们感慨万分。

时隔一年的时间,即1985年3月16日,在前西德的威斯巴登举行的珍邮拍卖会上,一枚1851年巴登(当时是德国的一个地区)发行的面值9Kr错色邮票拍得67.647万美元。克娄泽(KRCVZCR)是当时巴登的辅币,60克娄泽为1盾(GULDEN),1868年以后使用1马克(MARK)为100芬尼(DFCNNIG)的新币制。面值为9Kr的邮票原本是玫瑰红色,但有些却错印成蓝绿色。威斯巴登拍卖的“蓝9Kr”邮票是在1894年发现的,它也是“世界邮票大王”费拉里先生的藏品,当初他仅用500美元购入,但1923年费氏邮集在巴黎的大拍卖中,却以比“黄3斯基林”邮票的3095美元高出近1.6倍的8087美元拍出。在此后的1956年,赫伯特·布洛克先生用2万美元在纽约买到这枚“蓝9克娄泽”邮票(并非孤品),是排名远在“世界第二珍邮”后面的欧洲最珍贵的邮票之一,而“黄3Skilling”邮票早在1950年就已卖到了10万美元,但这次也只好屈居第三了。

此时国际邮坛纷纷传说,在1978年以高价购进“黄3Skilling”邮票的竟是45年前在费拉里先生遗集拍卖时购进它的瑞典的埃里克·雷雅夫德男爵,年过古稀的男爵不想与瑞典官方作对,他用匿名以重金购回了“世界第二珍邮”重温旧梦。在他去世后,其儿孙把“黄3Skilling”邮票送到瑞士的苏黎世,委托大卫·费莱文公司拍卖,价格高低不论,所以只卖得了45.5万美元,比6年前购入时的65万美元足足少了19.5万美元也不在乎!

1987年10月9日,一枚美国匹兹堡1852年使用的、面值2美分的快信邮票“麦瑞尔夫人”在纽约以110万美元的价格拍出,刷新了世界单枚邮票的最高售价。由于此票不见经传而异军突起,邮资也不符合当年美国邮政部的规定,大多数专家都怀疑这次交易的真实性,可是联想到以前的怀疑都已成为事实,权威人士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实。“世界第二珍邮”的“黄3Skilling”邮票只好屈居世界单枚邮票交易高价中的第四位了,面对集邮爱好者们的惋惜,专家们都怪罪于瑞典邮政博物馆1975年对“黄3Skilling”邮票的否认,更有评论曾感慨地说:“费拉里先生使‘红1 分’登上‘世界邮票之王’的宝座,而声名狼藉的奸商却使‘黄3Skilling’邮票蒙上了不白之冤。”但这种说法看来也有些偏见,如果当初不是碰到列支登斯坦先生和西·弗里德尔先生的话,这枚错色邮票也许不是这种命运了,能否得到“世界第二珍邮”的称号,确实是难以预料的了。

1990年5月19日,也是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大卫·费莱文公司珍贵邮票拍卖会”上,“黄3Skilling”邮票以189.75万瑞士法郎(当时约折合135万美元)卖出,按当时每盎司黄金价值360美元计算,这笔巨款可购买黄金106公斤,真是“方寸值万金”。

苏黎世是国际集邮联合会秘书处所在地,在该市的国际大酒店每月都举行珍邮拍卖会,这个传统已沿袭了近百年,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很少间断过。中国的许多珍贵邮票也在此被拍卖。1987年3月27日,一枚中国1897年发行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圆”邮票在此被拍卖,成交价达19.2万美元,当时创亚洲邮票单枚票最高售价。两年后的1989年5月4日,法国邮商米尔先生也在此用22万美元拍到一枚同样被誉为“华邮之宝”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圆”邮票,仅仅半年后就把它卖给了台北邮商张明泉先生,成交价为30万美元,半年之内即赚了8万美元,按当时黄金价格折算,得到6.2公斤黄金的收入,真是生财有道。    

1990年6月3日,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以“方寸值万金”为题,刊出了“黄3Skilling”邮票以189.75万瑞士法郎成交的消息,外电和海外报刊还刊出了大卫·费莱文先生在拍卖成交后对记者的谈话:“与最近以创纪录高价卖出的凡高名画相比,从重量和尺寸上计算,这枚邮票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物品。因为它的重量只有一克,面积不足4平方厘米!”这枚被誉为“世界第二珍邮”的瑞典邮票超过了英属圭亚那1856年发行的“世界第一珍邮”的“红1分”邮票在1980年拍卖成交价93.5万美元,1987年10月9日一枚美国匹兹堡1852年发行的2美分快信邮票拍卖成交价110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拍卖价格最高的邮票,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在拍卖“黄3Skilling”邮票的前4天,即1990年5月15日,在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中,凡高自杀前6星期(即1890年7月29日)画的《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创纪录的高价被日本东京小林美术馆拍获,创造了世界名画和所有美术品的最高拍卖价格,这个天文数字是“黄3Skilling”邮票当时拍卖价格的61.6倍,但这幅油画的重量却是邮票的1.8万倍,面积是“黄3Skilling”邮票的2800倍,所以各方面的有关评论都指出,从重量和体积方面计算,邮票在100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物品。

而早在1984年3月29日大卫·费莱文公司在国际大酒店举行的珍邮拍卖会上,“黄3Skilling”邮票拍卖成交,当时买主只付出了85万瑞士法郎(当时折合45.5万美元),时间过去6年,买主将它抛出,得到了近两倍的利润,可谓回报丰厚。

“黄3Skilling”邮票几经波折,终于卖得了135万美元的传奇经历,使人想起了一句古老的欧洲格言:“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但金子在阳光下总会闪光。”

“黄3Skilling”邮票以189.75万瑞士法郎,即135万美元成交,确实让人们高兴了一阵。但交易最终并没有完成,其根本原因是买家的财力不济。但绝大部分邮迷均不知道这个结局。1996年,“黄3Skilling”邮票再度浮出拍卖市场,虽以287.5万瑞士法郎落槌,又创单枚邮票最高拍卖成交价的世界之最,但结果却又令人失望,买家同样乏于财力,未能完成最后的交易。

1998年3月16日,在美国著名的《林氏邮票新闻》上刊出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广告,其醒目的标题是:“你可以成为世界最罕贵邮票的拥有者之一!”以下是“黄3Skilling”邮票的图片和文字介绍,刊登者是“邮票集1号”,地址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还附有各种各样的联络方式。

其实,“邮票集1号”是一个投资组合,它获得了主持前两次拍卖以及在此期间保管这枚邮票的瑞士邮票拍卖商大卫·费莱文先生的同意和支持,打算以集资的方式收购“黄3Skilling”邮票,其集资方式是发行1000份股票,每股作价22500丹麦盾(折合3300多美元)。集邮界常常有邮迷为了购买一枚珍贵邮票,因财力不济另外找人合资买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事例。但以发行股票集资的形式购买邮票,这是集邮界绝无仅有的一例。“邮票集1号”与费莱文先生达成了协议,“邮票集1号”将筹集到资金2250万丹麦盾(折合330多万美元),用其中大约256万美元来购买“黄3Skilling”邮票和另外一件孤品——丹麦1905年发行的100欧尔无齿全张邮票,余下的款项用来支付这二项邮品今后5年内的保管和行政费用。他们协议的最后期限在1998年6月30日。

只需认购一股股票,便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罕贵邮票的主人之一,虽然或许只能得到一张证明和一张照片,虽然这项投资不可能有获利的保证,甚至连亲眼看它一眼的机会也很渺茫,但对很多人来说仍是极具吸引力的。

“邮票集1号”的集资广告刊出后,很快就得到不少邮迷的响应,单是在瑞典和丹麦两国,两个月内便已售出了400股。但交易日期临近,“邮票集1号”只差少量款项就可问鼎“黄3Skilling”邮票了,他们与费莱文先生再次协商,要求延长期限,但却没有得到费莱文先生的允许。原来事情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费莱文先生与丹麦邮票拍卖商汤玛士·凯兰特先生在一次交易会面时,凯兰特先生打趣地问:“可以给我那枚黄色票(黄3Skilling)吗?……它要多少钱?”已被“黄3Skilling”邮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费莱文先生倦于讨价还价,“黄3Skilling”邮票的交易在两个星期内成交,钱款一次性付清。

凯兰特先生透露,他是代表一位匿名的买家购买这枚珍邮的,这位买家在1996年大卫·费莱文先生举办的珍邮拍卖会中也曾参与了竞拍,但争持到某一高价位时放弃了。至于这次交易的价格是多少,买主、凯兰特先生、费莱文先生已签署合约不能透露,但凯兰特先生透露,其价格是个略有折扣、交易双方都能接受和满意的价钱。事后,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次交易高达287.5万瑞士法郎(当时约合230万美元),创下单枚邮票最高交易价格的纪录。据信,后来它曾至少易手一次。但没有这次易主的详细资料,只是一种传说。

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的“邮票集1号”最终未能得到“黄3Skilling”邮票,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费莱文先生和凯兰特先生的交易是在1998年7月份达成的,已超过了费莱文先生与“邮票集1号”签署协议的最后期限,“邮票集1号”欲告其违约,但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邮票集1号”算是白忙活了一场。

2010年的5月中旬,“黄3Skilling”邮票再次现身,出现在英国的伦敦邮票节上。不少媒体称之为至少价值500万英镑的“世界最昂贵邮票”。事实上,这枚“世界最昂贵邮票”的保险单保额已经高达惊人的950万英镑,也就是说如果这枚邮票失窃或损坏,保险公司将向邮票主人赔付950万英镑的巨款。

在拍卖前,一名高级拍卖师预言称,这张瑞典邮票的拍卖价将会在拍卖会上再次创下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2010年5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一次私人拍卖会上,“黄3Skilling”邮票以高价拍出。据瑞通社报道,这枚邮票的新主人是一家跨国公司。日内瓦邮票拍卖行戴维·菲尔德曼公司透露,买家出手购得这枚邮票孤品,是认为在金融动荡时期它是一种“可靠的投资”。报道说,此前有4名潜在买家报名竞拍,但最后参加竞拍的只有两人,两人通过电话竞拍。从上述零散的资料分析,此次“黄3Skilling”邮票的交易价格不会低于950万英镑。

1997年2月,“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的拥有者约翰·杜邦被裁定于1996年1月26日枪杀奥运会摔跤金牌得主舒尔兹的三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员认为他的精神不健全,但事发时他向舒尔兹连开三枪,显然并未进入疯狂状态,他被判处30年的监禁,被关进一间附属于监狱的精神病院服刑。此举表明,“世界第一珍邮”的“圭亚那红1 分”邮票前途未卜,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复出,创纪录的交易价格也就成了子虚乌有的悬念。上世纪末,在德国不来梅新发现一枚“圭亚那红1 分”邮票,拥有者是当地邮商温特。因温特有造假邮票的不光彩历史,因此,这枚“圭亚那红1 分”邮票真假难辨。1999年10月18日,这枚“圭亚那红1 分”邮票在德国拍卖网站上拍卖,底价190万马克(约合100万美元),但到当年10月29日竞拍截止时,无人竞价。这说明“世界第二珍邮”的“黄3Skilling”邮票这次交易价格绝对高于近期内许多珍邮的交易价格,相信这也是一个创纪录的价格。

通过这次交易,“黄3Skilling”邮票暂时找到了一个归属,但是否找到了最终的归属,不好妄下结论。国际邮票交易市场变幻莫测,“黄3Skilling”邮票还将会变换新的主人,还会续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也是全世界集邮爱好者所关注的。

这张邮票还将在瑞士日内瓦的一家拍卖行中再次拍卖,一名高级拍卖师预言称,这张瑞典邮票的拍卖价将会在拍卖会上再次创下一个新的世界纪录。2010年,这张至少价值500万英镑的“世界最昂贵邮票”终于再次现身,出现在了英国的伦敦邮票节上展览。5月22日,瑞士菲尔德曼拍卖公司主办一场特定范围的邀请拍卖会,一家国际财团再次成为3Skilling错色票的新票主。根据事先拍卖约定,买家名称以及最终成交价不得对外公布。但据拍卖商菲尔德曼(David Feldman)透露,这枚珍邮仍然稳坐单枚邮票最高拍卖身价的宝座。

资料来源于网络,作者点石成金,原文发表于2011年。特此致谢!


转自:集邮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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