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亮】当代满族小说的怀旧叙事 ——以叶广芩家族小说为中心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10-02 14:09:04

原载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新亮,男,江苏徐州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摘要:怀旧叙事是当代满族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受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等理论思潮以及当代社会转型的影响,满族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普遍带有浓郁的怀旧情结。面对流动的现代社会和逝去的家园,怀旧叙事有效地承载了当代满族小说家精神还乡的情感冲动;满族旗人的遗民文化与日常生活等具体可感的家族叙事内容建构了满族小说怀旧对象;当代满族小说通过历史感怀与现实际遇的对比叙事在抒发怀旧情结的同时也表达了批判现实的意义。

怀旧是人类的基本情绪和心理活动,蕴含着人类对逝去时光的缅怀与追忆。作为一种审美心理与艺术实践活动,自古以来,中西方均有表达怀旧情绪的艺术作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生活与艺术创作中的怀旧现象更为凸显。从怀旧产生的根源来看,怀旧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焦虑与不满而主动向后看的内省;从怀旧的对象来看,怀旧是主体对过去历史与生活经历的选择性追忆与适度的虚构美化;从怀旧的现实意义来看,怀旧是主体借往昔来抚慰当下的心理冲动,通过历史感怀与现实际遇的对比来表达批判现实的功效。


怀旧叙事是当代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尤其是在当代满族小说中,已成为一种主流叙事模式。叶广芩、朱春雨、赵大年等当代满族小说家的作品都有着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怀旧不仅是其创作主题也是其作品风格,是当代满族小说书写的重要母题,具有鲜明的民族认同感。有关家族、贵族、民族的历史记忆成为了当代满族小说创作的主流。本文以叶广芩系列家族小说《采桑子》《状元媒》《全家福》为例,考察其满族小说的怀旧情结、怀旧对象与怀旧批判。


满族小说家叶广芩

一、     怀旧情结:流动的社会与逝去的家园

怀旧情结虽然在每个时代都有,但现代社会的怀旧情结在情感上更为强烈,在范围上更为普遍,已经成为现代人共同的心理结构。各式各样以怀旧为主题的艺术形式反映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的承续,老照片、老工艺、老城市等各种以“老”命名专题记录无不流露着浓郁的怀旧情结。“过去的好时光”也成为朋友间聊天的重要话题。在现代社会飞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现代人呈现出行动向前与心理向后的悖反现象,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与慢节奏的内心奢求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矛盾。确切地说,作为一个问题,怀旧是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复杂的问题,是社会现代化根本性的表现。早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百多年的历史,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超越了以前历史的总和,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被遵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都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P254。相对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当下社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齐格蒙特·鲍曼将当下社会称之为“流动的现代社会”,并用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似的经典话语描述了现代社会状况。“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2]P1流动性不仅是时间的快速运转,也体现在空间的转换。打破区域限制,流转于多个地理空间的生活与工作已是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现状。故乡与他乡,在传统社会较为稳固的空间归属概念,在现代社会显然已经发生根本性裂变。“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变成了流浪者——时时刻刻互相联络的流浪者。”[3]P75速度、变化、碎片化与个人体验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传统社会的安静祥和与稳固的关系在遭遇现代性时,都成为现代人充满感伤与青春记忆的怀旧对象。


满族作家在经历现代社会变迁的情感体验更为深刻。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遭遇可谓天翻覆地。从清朝帝制王朝的统治族群到现代中国共和以来在政治环境、生存境遇、文化心理诸方面的巨大落差,虽然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荣”,但满族受歧视、压抑的现象在民国期间还是普遍存在,满族作家普遍带有隐匿族性的创作心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宪法赋予所有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启动少数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则进一步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法理性基础,费孝通、茅盾、周扬等呼吁发展少数民族文艺更是为满族文学发展带了新的生机;新时期以来,受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等理论思潮以及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满族作家的族别意识与创作心理发生了显著变化,带有强烈主体性的族性彰显倾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满族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追求已成为一种固化的社会存在。在清帝逊位、国家共和以后,“吃俸禄”的满族旗人面对自食其力的新社会,固有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全被打乱了,顿时有从天堂跌入人间的坠落感。流动的社会带来尴尬而落魄的现实生活,而逝去的家园与过去美好的时光就成为满族旗人在生活中不断追忆的怀旧对象。


时空间隔造就了怀旧情结产生的客观原因。物质的丰富与内心的焦虑则为怀旧情结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从客观原因来看,当代满族小说家距晚晴民初满族旗人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时空间隔;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摆脱旗人穷困落魄的生存困境,在主体的心理结构上,因政治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民族心理随着新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文艺制度的调整得以释放。于是,追慕往昔岁月,讲述家族往事就成为了当代满族小说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家族小说一般跨越较大的历史时空,以长篇小说结构形式,讲述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及其家族兴衰史,展现了意识形态、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形态。家族小说通常以个人视角为切入点,以家庭为叙述场域,以点带面,讲述“非官方的”、世俗化的、边缘化的微观历史。不同于正史书写的宏观历史,家族小说从小说家的个体经验出发,不拘泥于正史史料的束缚,适度加以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与加工历史材料,表达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理解与批判。


逝去的家园是当代满族小说家怀旧的母题。叶广芩的系列家族小说莫不如是,《采桑子》《状元媒》讲述金家的家族往事,《全家福》讲述建筑世家的半世纪浮沉;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通过寻找王府格格与认亲表达对家园的眷恋。家园不仅是情感所系的生活场所,也是历史文化、道义担当、品质情怀的寄托。叶广芩在《状元媒》的后记里说得很明白:“借文字将老辈的信念传达给今人,大家从片段中追溯历史、品味人生、琢磨生活、感念今天。”[4]P482对逝去的家园的怀旧,重在叙事,旨在感怀。怀旧(nostalgia)从词源上来看,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原意就是指“回家”和“思慕回家的焦灼”,带有浓烈的现代社会的精神还乡与思乡病的心理特征。


、     怀旧对象:遗民文化与日常生活

怀旧情结作为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抽象情感的存在方式。“当怀旧指向自然、民族共同体、精神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回忆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回忆得以可能的前提必须是主题对生活事件的亲历性,而这种情况下的怀旧则完全是形而上的,它靠想象支撑起对过去的重构。”[5]因此,当代满族小说家在作品中聚焦满族旗人的遗民文化与日常生活等具体可感的生活形态,建构满族小说的主要怀旧对象。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的王朝,是传统文化发展最为辉煌鼎盛的王朝,也是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得最好的封建王朝。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满族统治阶级积极推行满汉一家,满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融为一体,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对传统文化均表达强烈的认同。传统文化的因子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到治国理政、家国情怀、道义坚守,具体而微到柴米油盐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清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遭遇断裂,对传统文化强烈认同的前朝遗民被新时代冠以“遗老遗少”,认为是抱残守缺、冥顽不化的群体。在经历百年时空间隔之后,重新审视清末民初的遗民与遗民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前朝遗民”在传承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沉迷于戏苑的清遗民在京剧艺术和诗词歌赋中‘有托而逃’,寻求精神文化的庇护所”,“他们对京剧的繁荣鼎盛作出巨大贡献,却被新时代严重遮蔽和遗忘。”[6]不仅仅是戏曲,他们在建筑、风水堪舆、品鉴古玩、服装、礼仪、琴棋书画等文化领域的认同、承续与发展所做的努力,都令今人深感敬佩、追慕不已。在当代满族小说中,文化怀旧是怀旧叙事最为重要的方面。


叶广芩在其系列家族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文化怀旧的悲剧故事。《采桑子》与《状元媒》讲述了苟活于现代社会的一群满族贵族后裔的挣扎与飘零。小说在结构上按照“长幼有序”逐一讲述金家后代的人生经历,每个章节重点讲述一个家族人物,每个人物又代表一种传统文化的类型,通过对人物的追怀来展现对文化的怀旧是小说叙事的基本策略。家族小说并不仅仅源自回忆,不是纯粹的客观再现,更多地加入了历史虚构和情感想象。以小说叙述者金舜铭的人生阅历,金家家族史上的很多事情她都未能亲历,但在叙述上却娓娓道来,令人又感觉一切历历在目,这无不体现着叶广芩鲜明的家族眷恋感。无论对惨败零落甚至已经杳无踪迹的家园还是那些未曾谋面相识、走得并不亲近的手足,她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叶广芩在叙述中,一直遵循着亲情至上的情感原则。面对时空距离的阻断,叙述者在情感记忆的维度进行弥补和填充。整部小说从回忆过往场景再现叙述开始,而以现在场景结束,整个回忆文本就像在观看一场戏,正所谓“曲罢一声长叹”。叶广芩积极营造的就是这样一场关于家族、贵族、民族记忆的历史。在《采桑子》中,小说共分八个篇章,通过家族人物的叙事分别讲述了戏曲、瓷器、满族礼仪、满语文化、古建筑与风水堪舆、古玩品鉴、酿酒、修道、旗袍文化、书法、国画、吹箫等传统文化,人物命运与传统文化构成巧妙的互文结构,通过人物的逝去讲述文化的衰落。八个篇章散则各自独立,聚则浑然一体,并不见结构、情节上有什么漏洞或冲突,以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词作《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的词句作为篇章的题目,将人物怀旧与文化怀旧熔于一炉,将小说“时代哀音”的主旨通过诗词意境加以凸显。


叶广芩特别善于将戏曲“镶嵌”进小说文本中,注重人物命运与戏曲曲文的互文。通过戏曲《锁麟囊》和《金钱豹》唱词来勾连、暗示人物命运以及推动情节的发展。例如,金家大格格从娇生惯养的侯门小姐沦落成贫苦破落的妇人,如薛湘灵般起伏的命运,只是没有一个赵守贞般的人物相助,凄苦死去。而她临死前的唱词“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预示了金家子弟多舛、飘零的命运;《风也萧萧》中母亲和四哥用《金钱豹》中的情节转喻金家兄弟为戏子相争的现实,顺福自喻为“五百年前的黄鼠狼”,痛陈了他为保全自己而陷害金家兄弟的往事;《豆汁记》的开篇便引用金玉奴的唱词:“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揭示了莫姜荣辱不惊的个性及多舛的命运;《小放牛》中详细地描写了太监张文顺演唱《小放牛》时阳光欢乐的情形,与其灰暗的人生构成鲜明对比;《逍遥津》开篇引用汉献帝的唱词“父子们在官院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欺寡人好似一场猫鼠相随”,营造感伤悲怆的气氛。


《全家福》则通过一个建筑世家的三代人的命运起伏与文化坚守感叹古建修复文化的消逝。在古建的世界里,一个角楼、一块砖都大有讲究,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怀旧对象而存在,更是一个群体所维系的文化之根。新城改造,东直门被拆除,王满堂悲怆地感叹:“一个建筑不在了,犹如一个老朋友不在了,他不是以古建工人,他是以一个北京市民,以一个东直门形影不离的朋友,再看东直门一眼。”为了测定土质,王满堂独自在施工地蹲守了一夜;古建工人老剩儿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雕出一块活泼精美的砖雕,完了自己的心愿。这便是“工匠精神”,“干建筑没点儿敬畏精神不行……工匠们敬畏神仙,你不好好儿干要遭报应,良心不安……今天我们同样要有敬畏精神,它不是神仙,是国家,是老百姓……”古建筑与风水堪舆在古建群体看来,并不是迷信而是一门科学。《全家福》中的风水学家萧益土坚持风水学是科学不是迷信,“中国建筑有中国建筑的气运,这是科学!故宫太和殿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往那儿一礅,任再大的建筑,方的、尖的、圆的谁也压不过它去。为什么?建筑的气运在那儿呢,这就是中国。”哪天开工,哪天相亲,人的吉凶劫祸,均有定数。《全家福》的小说结局通过灯盏胡同的邻居们从具有古建风格的房子搬到了现代商品房中,真实描绘了现代人居住环境的变迁,也无不悲怆的流露了对古建筑艺术消逝的遗憾。


家族小说叙事不仅体现在文化怀旧的方面,也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怀旧。叶广芩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其小说又多以家族背景为基础展开虚构叙事,再现了清文化遗民的贵族生活与贵族精神,被誉为“情智共生的雅致写作”[7],甚至将她的小说与纳兰性德的词作进行比较:“她的视界显然比她那位同宗族的词人要高一些,写没落而不颓废,叹沧桑而终能释怀,感伤的同时更有历史的审视意识,同情的同时更有批评的深度,叹往却不忘今天的历史尺度与高度……”[8]贵族精神并不是骄奢淫逸,而是一种气度雅量、道德修养、气节品质的坚守。真正的贵族是具有亲民性的,与平民维系着亲切的关系,并不是仅仅令底层大众徒有高山仰止的艳羡。贵族并不是平民的对立面,而是一种日常生活境界的提升。


叶广芩小说的怀旧叙事将笔触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展现了与高雅的文化怀旧不同的人间烟火的情怀。饮食是日常生活重要的内容。叶广芩在小说中详尽介绍了各种满族饮食:醋焖肉、樱桃肉、鸽包肉、糖醋活鱼、松肠、炸三角、奶香饽饽、奶酥六品、核桃酪、豌豆黄、芸豆卷、豆汁儿、桂花酸梅汤等等。不仅注重对饮食的做法工艺的介绍,更展现其背后的生活态度与饮食文化。首先是厨房的排场,“金家厨房……光灶眼就三四个……”;其次是厨师的讲究,从厨师老王到宫女莫姜,都是名厨;再者是对菜品的追求,无论是名贵菜品还是粗茶淡饭,都十分注重“吃”的内在品质。即便是穷困潦倒的老姐夫在饮食上从不掉价,吃饭时“碟儿碗儿,大大小小摆了七八个,细观其内容,除了一碟花生米是主菜外,其余都是咸菜,而这些咸菜又都是由一块熟酱疙瘩变换而来:有丝有丁,有块有片,有淋了花椒油的,有和了芝麻酱的”。豆汁也令人回味无穷:“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未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醇味十足。”而母亲所做的春饼则更超越饮食领域,更寄寓着一种尊重和关切,在《风也萧萧》中,母亲的春饼邀约使各奔前程的金家子弟团聚一堂,化解了老三、老四间多年的恩怨。叶广芩将更多的笔墨描写诸如春饼、豆汁、花生米、咸菜、疙瘩汤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通过味觉记忆承载了作者的情感寄托与怀旧情结。


如果说对粗茶淡饭的精心制作是追求品质生活的表征,那么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礼仪更彰显了人的修养和文化底蕴。张安达每次拜访都带着礼物,“不是由东直门大街鱼市上提篓鲜螃蟹,就是从安定城门外菜园子买一筐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即便境遇不好时,礼节也少不了,“有时候用手绢兜一兜花生米,有时候用黄糙纸包几块熏肠。”而“我”去镜儿胡同拜年也得提着“年糕、炖肉、蜜供和两只酱肘子”。叶广芩在小说中多次写到满族请安的礼仪,并对这种礼仪文化表示由衷的赞赏。二格格之子沈继祖在片场以满族礼仪请安,这种对人伦亲情的珍重令作者倍感亲切与感动。金瞬铭去王府舅太太家之前,要在家里反复练习请安。“安要请得大方自然,要直起直落,眼睛要看着被问候的对方,目光要柔和亲切,话音要响亮,吐字要清晰,所问的前后顺序一点儿不能乱。”三哥来赴母亲的春饼之宴,请安的周到与细致,令人动容。五哥之子金瑞从陕西回到北京,见到母亲也是地道的满族请安礼仪。而对那些粗俗和缺少教养的待人接物,叙述者无不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不屑的轻蔑。如张顺针的儿子来送旗袍的无礼,三哥孙子拿着“机关枪”肆无忌惮的“突突”,无不是令人讨厌。


无论是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还是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在叶广芩的小说里,都饱蘸着对逝去家园和往昔生活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寄托,以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再现寄寓历史感怀与文化喟叹,叶广芩小说的怀旧叙事在家族历史再现的维度融入了情感和记忆,让一切都富有浓郁的人情味,通过再现与反思重建文化想象的家园。


、     怀旧批判:历史感怀与现实际遇

空流转与社会变迁为怀旧提供了发生学的契机。怀旧主体在面对眼前的世界追忆过去的同时,过去的美好与现在的糟糕对比令怀旧的情绪更为强烈。因此,怀旧不仅具有抚慰当下躁动不安的心灵之功效,还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在历史感怀与现实际遇之间,怀旧批判是当代满族小说怀旧叙事的重要主题。


在叶广芩的小说里,家族、贵族、民族是三位一体的。家族的分崩离析,是贵族精神的涣散,也是民族认同的放弃。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的贵族之家,曾经无限风光。随着王朝的覆灭,民族自豪感、贵族精神和家族祖训也随之风流云散。一切曾经美好的规范与原则都在崛起的新事物面前迅速土崩瓦解了。道德衰驰,伦理失范,文化溃败,利益战胜亲情,物欲统治一切。叶广芩通过家族小说的怀旧叙事对道德伦理与文化的全面溃败进行了彻底批判。叶广芩在《采桑子》的后记中明确表明了这种创作意图:“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唯不能堕落。”[9]P398怀旧是感伤的,但堕落更令人痛心。


历史守望与现实开拓是永恒的矛盾。叶广芩在家族小说中有着理性的思辨,不沉湎于怀旧,亦不趋时追风。怀旧中有文化批判,现实中有文化反思。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家族人物的道德与文化双重堕落,另一方面是文化糟粕的荒诞坚守。先看对家族人物堕落的批判。贵族之家的金家早已把家风祖训丢弃了。从一家之主的父亲开始,已经放弃了责任与担当,更遑论后辈子孙能够秉承家训。血缘亲情之间,争风吃醋、尔虞我诈,乃至手足相残。老大舜铻因政治斗争害死三格格舜钰,又抢走老七舜铨的女友;老二、老三、老四因戏子争风吃醋,文革时期竟互相陷害,老二舜镈不堪重负,最终自杀身亡;老五舜锫因荒腔走板被赶出家门;二格格舜镅因自由恋爱而被逐出家门。老三舜錤与儿子做品鉴古玩生意欺骗顾客,抢夺侄子金瑞的家产;甚至连一向清冷孤傲的六格格舜镘从医院退休后,也打着老姐夫完占泰金世宗第二十九世孙的名义卖药。金家祖训“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已名存实亡,成为巨大的讽刺。相比较堕落的人,固守着文化糟粕放浪形骸苟活于世的老五舜锫与老姐夫完占泰同样令人扼腕叹息、怒其不争。一个是装乞丐、抽大烟、流连花街柳巷,荒腔走板,末路悲歌。一个是醉酒修道,辟谷养生,结幡招鹤、服五行散、练“添油法”、倾醅漉酒,皆是离经叛道,逆行于世,放弃了世界,也放逐了自我。对于他们来说,文化道义,责任担当,实为空话。至于再下一代,更是背信弃义、鬼话连篇,没有礼义廉耻之徒。三哥的儿子金昶放弃编剧改做古董商,以假价买真货,撰取高额利润,宣称“‘穷且益坚’只能过瘾,‘富且益奸’才能生存’”的人生哲学;廖世基的儿子廖大愚自封玄学大师,信口开河,对于父亲的训示充耳不闻,我行我素;金瑞的继子为提高身份地位,擅自改姓爱新觉罗,公然宣称“除了钱什么也不认识”;李成志为公司利益,冒认祖先,谎称姨祖母随风的后代,借金家的贵族招牌经商。六格格的孙儿博美更是甘心被富豪包养,人格扭曲,反而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小说家在作品里直言社会复杂,“这个复杂不是人员的复杂,在人物心理的复杂,是付出与得到的权衡,是有利可图的钻营,是厚颜无耻的追逐。”[10]P299更为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之家竟然将祖坟忘却了,要不是现实的利益需要家族的招牌,他们还不知道祖坟已经化为一座水泥厂。祖坟的丢弃,不仅是家族分崩离析衰败的象征,更是道德沦丧、文化没落的象征。


叶广芩在家族小说中还塑造了“文化废园的守望者”[11]形象,在我看来,这守望者不仅仅是小说叙述者舜铭,七哥舜铨也是一位守望者。这位贵族没落子弟虽然也避世,但在美术、书法等方面的眼界与魄力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在整个家族小说的叙述中,他处事低调,含蓄隐忍,心态平和却又内心坚毅,在现实的物欲面前依然不为所动,展现了文人的气节与风采。他是家园的守护者,在小说的结尾,舜铨的逝去是作者为小说主旨设下的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传承,谁来担当。


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以一种非史诗性的叙事方式,在形式散漫的小说结构中清晰地讲述了一个家族几十年的变迁,注重在叙事文体中抒情写意的营造,在人物怀旧的叙事中反思与批判文化怀旧的意义。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并不是一种家族史的揭秘,而是源自多年来内心的一种自卑感与痛感,以及对大家族的颓败与世事的变迁所带来的触动。这让她对家族、贵族、民族的情感记忆如鲠在喉,经过岁月的沉积,愈发感觉不得不写出来。这正是叶广芩小说怀旧叙事的出发点,也是其讲述中国故事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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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10]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11]雷达.小说见闻录之三——夜读三题[J].小说评论,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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